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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彙報後，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彙報背後的朋黨背景。他在張照的奏摺上批道：“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

而且由於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無心軍事，平叛戰爭一再失誤。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回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訊息大為興奮。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係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製造大獄，把張照置於死地。特別是張廣泗，他到了貴州後，不斷彙報張照在貴州軍事行動中犯下的種種“大罪”。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確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雖然張廣泗一再攻擊，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將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第二年又授給他內閣學士，入值南書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復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鬥爭，採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他閱讀奏摺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別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有一年內蒙古額駙（附馬）策凌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回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別是富德應該補為隨印侍讀。乾隆察言觀色，以策凌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凌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鄂氏奏辯說並沒有囑咐策凌說這些事。皇帝並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只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後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他之防範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譎的政治局面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效能有了深入瞭解，對每一個零件都瞭然於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麼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歷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於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後，外面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准，則應恪守秘密，怎麼能漏洩於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並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