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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爭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著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爭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而在專制制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則意味著統治效能的下降。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致志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隱蔽的、非法的、別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種窩裡斗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鬥得如此津津有味，鬥到了最後，他們簡直就是為鬥而鬥。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別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於朝，入嘆於室。”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透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歷史和危害有了深入瞭解。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後期的內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於相容。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於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歷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係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並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在登基後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於在雲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覆，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歸流後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致。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討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係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張照到了貴州之後，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蒐集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彙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