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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面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詔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特別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諭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慄，但過後又置於腦後。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為了確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回京前，審理結案，並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呼叫”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矇混過關。

心細如髮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摺。在古北口外的行宮裡，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回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明系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致黃於罪。”並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復，希圖矇混批准。這樣居心行事，竟出於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將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御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時不明內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系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麼？”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關係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諭旨中說：“若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內藏身斂跡，不敢再有任何舉動。張黨亦鑑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於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於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

第三章　統治風格劇變——孝賢皇后之殤

乾隆的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個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產量最多的詩人。他一生作詩41863首，而《全唐詩》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餘首。乾隆壽命89歲，摺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來寫詩的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寫詩超過一首。世界第一，當之無愧。

一　長恨歌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多產的詩人，乾隆作詩，確實“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有時一天可以寫十幾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遊覽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時就寫了8首詩，平均7分鐘一首。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記載這個小小紀錄的出現：“舟行十里詩八首，卻未曾消四刻時。”（《御製詩二集》）然而藝術作品的質與量往往成反比，從血管裡流出來的是詩，從自來水管裡一擰就出來的，只能是自來水。由於平均每天寫兩首詩，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詩作不過是“分行的日記”，隨手記心情、記風景、記事件而已。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中有這樣一個片斷：乾隆率大臣們遊園，詩興大發，順口吟道：“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這裡，突然卡殼了。幸好劉羅鍋在側，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