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憚”。“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灝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臺效力贖罪。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註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諭，痛斥官官相護之風。乾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岳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諭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后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恆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恆之後，皇帝對高恆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恆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採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恆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將高樸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致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乾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巔。這一點是朝野公論。章學誠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砷當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稱為清明盛世。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

第六章　文字獄——盛世須用重典

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一　打擊“越級上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開啟轎簾的大轎裡，乾隆心情不錯。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著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面傳來了喧譁聲。

新修好的御路旁邊的散水溝裡，跪著兩個鳩形鵠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他們高舉著兩張紙，顯然是告御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別叫張欽和艾鶴年。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隱瞞災情。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壯著膽來告御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怎麼又是夏邑？

關於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御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