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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借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諭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懲貪規定細化到了大臣們的家人。（《清會典事例》）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於雍正朝。乾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汙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汙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裡多有錢，貪汙白銀只要滿了1000兩（相當於今天的20萬元人民幣）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臺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汙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汙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在中國歷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乾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摺制度，廣佈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並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透過這種方式，所有高階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高階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恆文是乾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於處理各種複雜關係。乾隆說他“歷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恆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他因雲南產金，擬購買黃金製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恆文為了佔便宜，只給10兩銀子。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確實相當卑鄙，不過佔這麼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確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乾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勳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恆文自盡。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給恆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併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灝借工作之便，侵佔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灝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複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灝已經在一年內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案卷進呈，乾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慄”，當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連篇累牘，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他說，楊灝身為三品大員，乃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係朕格外之恩”。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致認為應改判死緩。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剋扣，肆無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