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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於衷。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逭。

對於彭家屏的舉報，乾隆並不很相信。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干預地方公務。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討厭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夥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歷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譭，朕因此深薄其為人。”（《乾隆朝東華錄》）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藉機誇大其詞，進行傾陷。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裡十分有底。那麼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彙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採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隨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御狀的一幕。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他認為，小民們的話並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昇，那麼假造民意，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嗎？所以他說：“小過本不至逮繫，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於此俱加以賞賚超擢，不啻導之作奸。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於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並命加以賞賜。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對於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裡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御狀的人，同樣是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