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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隱私。

會審尹嘉銓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面子，為了“洩公憤而快人心”，將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採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面討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裡，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並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乾的麼？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並沒有見過她的面。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麼？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藉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鑑。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對“道學家”尹嘉銓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三代皇帝表面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對於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成天致力於“為賢作聖”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確實有真假之分。“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隨形。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標，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於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致力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還有的道學家，表面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慾為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歷史。尹嘉銓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他的倒黴，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並不止於打擊假道學這麼簡單。在打擊假道學的背後，隱藏著的是清代帝王對“真道學”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說，“道學”或者說“理學”，要求人們踐行聖人的教導，做正人君子，忠君孝親，對專制統治是有利的，歷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專制主義的歷史發展到清代，就連這種“道學”本身，也成了專制制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理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家學說為士人們設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