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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讓日夜不停搜尋自己統治漏洞的乾隆又發現了專制政治的一個薄弱環節：民間講學之風。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講學現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開民間講學之先河，也正式創立了儒家學派。到了宋代，書院大量出現，名儒大家各自以書院為據點，傳授自己體悟到的聖人心法，講學之風空前繁盛，理學由此興起併成為儒學的主流。及至明朝，講學之風達於極盛。大儒王陽明極重講學，認為這是開啟智慧、傳播學術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講學不休，甚至軍旅之中也日夜不輟。王陽明的後學們光大乃師之風，或依託於書院，或約期于山水，甚至廟堂林野，寺觀名勝，招朋引眾，講學辯論，宗風所及，幾乎無處不講學，無人不講學。

民間講學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討發展學術真諦，陶鑄學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為唯一目標。民間講學一秉學術自由的原則，尤其重視辯駁爭論對學術發展的推動作用。各書院之間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辯論會，各派學者雲集薈萃，彼此攻伐，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學理的深入發展。日常師生之間，也注重質疑問難，宋代之後所流行的各家語錄，一般就是書院師徒間的問答記錄。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講學之風卻戛然而止。蕭一山說：“清人以異族入主，時不免存疑忌之心，對於智識階級為尤甚。聚眾講學，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頒佈命令，嚴禁士子會盟結社。各地民間私人書院也被政府轉變為官辦，原來自由學術研究的場所淪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講學內容與規模受到嚴格限制。自由講學之風由是漸息，清代之學術，“乃漸由學術團體，一變而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講學之習在乾隆朝又有所抬頭。特別是尹嘉銓這樣以道學自命的“道學家”，更認為自己獲得了聖人的“獨傳心法”，不傳授給他人實在是一種損失，因此私下裡仍然大肆收徒聚眾，退休之後，更是奔走於各書院之間，宣揚自己的獨特見解。乾隆認為，這是“盛世”的一大威脅。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藉此進行陰謀集會。及至乾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乾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於容易滋生朋黨傾向。對於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乾隆是堅定支援的。但是對於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蓋黨內有黨，派內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儒學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致一些不同學術派別的爭執甚至衝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別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爭。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別不休，在朝大臣也捲入其中，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爭，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顛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鑑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

專制政治發展到極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制之下。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只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尹嘉銓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爭，煽動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抬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於專制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銓的“罪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銓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並不拷問尹嘉銓的“大逆”實跡。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只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性的“反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