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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這是他盛怒之極的表情。皇帝拿起硃筆，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個字都異常迅疾有力。

據說，“天子一怒，伏屍百萬”。雖然沒那麼誇張，也去之不遠。尹嘉銓完全沒有料想到自己這兩個摺子的後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員，將尹嘉銓鎖拿入京。皇帝批發六百里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東兩處官員，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東博野兩處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樣，乾隆也十分喜歡抄大臣的家。乾隆抄家與雍正抄家有一條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違礙文字”。乾隆對臣下的日記、書信、私人筆記特別感興趣，每次抄家都會嚴命抄家官員細心搜檢，看其中有沒有“悖逆之詞”。這次抄尹嘉銓的家時，皇帝特別指示，尹氏之“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因此，三月二十日天還沒亮，前天夜裡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諭的大學士英廉就親自帶領大批兵丁，來到尹嘉銓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細細蒐羅。

不出皇帝意料，收穫果然頗豐。作為一個“理學大家”，尹嘉銓不但藏書豐富，而且著作頗多。從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書籍310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的書籍一櫃、書板1200塊，以及書信一包共113封。乾隆組織一批翰林學士，組成“審讀小組”，幫助他逐字審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個人，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審查他的文字。作為庸凡之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有偏離“準星”之處，那麼對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經過細緻篩選，乾隆在尹嘉銓所有文字中發現了數10處“悖逆”之處。

在後來公佈的罪狀中，皇帝說，最錯誤的一處，是這樣一句：“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

尹嘉銓認為，因為打擊朋黨而禁止士人拜師收徒是錯誤的。儒家性理之學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只能透過拜師授徒方式傳授。如果把大儒講學授徒一律定為“朋黨”，把官場上門生與座師的關係也視為“朋黨”，勢必削弱“父師之教”，造成聖人之學的衰微，反而不利於皇權獨尊。

乾隆認為，這句話是公開與雍正帝唱反調。

打擊“朋黨”是清代政治的主線之一。宋代以降，大臣們結成朋黨的重要途徑就是透過“師生關係”。由於科舉時代錄取率極低，考中者對於閱卷錄取自己的主考官無不感激涕零，視為伯樂知音，一旦錄取，就投拜這個主考官門下，成為他的門生。主考官往往透過這種方式結納羽翼，門生也希望透過攀附座師而在官場迅速升遷，因此極易在朝廷形成一個個山頭，黨同伐異，造成朋黨之禍。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因此，雍正和乾隆使盡了種種手段，打擊大臣們的“科甲”積習，也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以師生關係結黨的習慣。雍正皇帝曾御製《朋黨論》，反對大臣們拜老師收門生。

乾隆說：

朋黨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之話……不知是何肺腸？

尹嘉銓的第二大錯誤，是著了一本書，叫《名臣言行錄》。書中記錄了清初以來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乃至本朝的鄂爾泰、張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將此書定為大逆之作，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朋黨思維。因為只有朝廷才有品評大臣的權利，臣民無權把誰定為“名臣”，又把誰定為“非名臣”。如果個人可以樹立品評標準，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孫的意見紛爭。被列入名臣錄的，其子孫門生自然會感激攀附，與其人結好。沒有被列入的，其後代和同黨必然起而攻之。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說：“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臚列，謬致品評，若不明闢其拌，將來流而為標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這種做法，和尹氏在奏摺中建議把一些理學名臣入祀孔廟一樣，斷非人臣所應為。

雖然前期打擊朋黨的成績卓著，乾隆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他深知這一政治頑疾雖然匿跡於一時，卻絕不會就此壽終正寢。政治高壓稍一放鬆，它就會死灰復燃。對朋黨的警惕，無時無刻不存於皇帝心中。尹嘉銓自投羅網，一下子啟用了皇帝心中的過度防禦機制。

尹嘉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