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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託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

乾隆對歷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透過總結中國歷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認為，讀書人大多功名心極盛，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華富貴。一旦科舉不順，騰達無望，也不會甘於埋頭做農民，而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最容易起不軌之心。而這些人又粗識文字，頭腦靈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險的潛在敵人之一。事實上，在乾隆朝前期幾起起義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確乎不時隱顯其間。馬朝柱本人就識文斷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榮祖反清案中，蔡榮祖本身是一名秀才，與他共同起事的馮珩則是道士。王倫起義中的軍師範偉也是個底層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辮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員，追查案源時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內屢試不第自負才高學廣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懲這些“滿懷好心”的獻策獻詞者，無疑是為了“以昭炯戒”，殺一儆百，消滅他們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國的理想是“總一海內，整齊萬民”，使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紀律化之下。他認為，政治是肉食者謀的事。作為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晉升途徑就是老老實實讀書進學，此外任何一種鑽營都是不正當的。

對於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獻詞者，比如為了愛情而獻書的馮起炎，他可以放一條生路。而對“妄議國政”，事幹政治者，他絕不放過，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透過這些慘案，皇帝嚴肅提醒底層民眾，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自發政治熱情，只需要他們的馴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許多文字獄，其實是與打擊民間宗教密切聯絡在一起的。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歷來是農民起義的溫床。自漢代以後，幾乎所有大的農民起義，都有著民間宗教的背景。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以“五斗米教”聚斂人心。方臘起義，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瑩玉起兵，以“白蓮教”為旗幟。而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備民間秘密結社的特徵。

自馬案以後，乾隆對於那些有任何民間宗教及結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寧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聖遺書》，內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測天下運數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乾隆得知後，神經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遊民席守業在外地遊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內容據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後，衝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測未來吉凶，說將有刀兵臨世。皇帝對此事的批覆是：“此等荒誕不經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這些案件，歷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只是乾隆為防範民間宗教及結社而採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文字獄性質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透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潁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地方官隨即展開調查，又在臨潁縣一個教徒家中搜得《訓書》一部，內容荒誕不經。河南巡撫將“經書”上呈御覽。這些地方大吏的“階級鬥爭”弦遠沒有乾隆繃得緊，審查數遍，也沒看出書中有什麼“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極為精細，“經書”報送上來後，他細細閱讀一遍，“敏銳”地發現了問題。他發現，書中有一字經過了塗改，把“胡”改成了“明”：逆書中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閱“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補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