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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傳統社會的治理水平已經達到極致，而湖北省馬朝柱盤踞之處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樂業。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發生了馬朝柱起義案，這讓乾隆認為，心存不軌的“刁民”是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的，不論吃不吃得飽，總有人痴迷於皇帝夢而無法自拔。

乾隆越來越痴迷於閱讀《韓非子》。他發現，原來他極為反感的這個政治理論家的話，今天讀起來卻字字珠璣。韓非子明確指出，人世間一切關係都是虎狼型的利慾關係，“人之急利，甚也”。人們心中充滿的是“自為心”“自利之心”，不論是君臣、父子還是朋友，其實都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沒有感恩：“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而大臣們之所以在仕途上你爭我奪，並不是急於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

韓非子因此說，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憑道德教化，更無須“養恩愛之心”，而是應該手握“法”“術”“勢”三種韁繩和鞭子，透過嚴刑峻法來強化權力的威懾力量，使臣民不敢亂說亂動。“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韓非子·心度》）

如果承認人性本惡，那麼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治國方案當然就是一廂情願，只有韓非子的建議才是切實可行的。

就在馬朝柱案偵破後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獲了何亞四謀反案，緊接著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發了蔡榮祖謀反案。江西上饒人何亞四，本以“耕種燒炭為生”。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銀三百七十兩，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說他命中要大貴，唆使他出資鑄印信，制旗幟，造刀杖，說有天兵暗助，飛刀殺人，於是他也借托馬朝柱案中的“李開化”之名，聚集當地鄉民，欲圖造反。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一起做皇帝夢，共謀起兵，立“大寧國”，因事機不密而被破獲。這兩起案件雖然都被及時偵破，但習慣於危機思維的皇帝卻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範農民起義，成了他政治思維的新重心。

確實如乾隆自己所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會問題卻已經不是幾條民生措施所能解決的。人口壓力導致社會動盪逐漸加劇，底層社會風聲鶴唳，除了抗租抗稅鬥爭之外，民間宗教和結社活動也大興起來。據《清代八卦教》一書統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僅記載了16個秘密宗教與結社的活動，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後則多達199種。乾隆二十年以後，民間宗教和結社組織活動頻繁，新教派組織不斷湧現，秘密宗教和會黨，可謂五花八門，名目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什麼聞香教、無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會、弘陽教、清淨門、白陽教、白羊教、歸一教、金幢教、黃天教……林林總總，數不勝數。各省關於教案的彙報不斷傳來，讓皇帝頭痛不已。

因此，進入中期之後的乾隆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高壓化。對民間宗教和結社，乾隆打擊起來更是不遺餘力。乾隆說：“左道惑人，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必當嚴絕根株。”（《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說：“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嗣後凡有干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統治者對於民間宗教首領和幫會首領也採取嚴厲打擊政策，不過僅限於處以監禁之刑。乾隆卻一改前例，查出即處死。

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對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眾態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後的脈絡隱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中國曆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物件。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佔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階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佔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闆、酒店老闆、當鋪老闆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伕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遊民一人，和尚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