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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高層中清流派甚囂塵上的局面由此可以見一斑。遠處天津的李紹泉無法直接參與辯論，只能透過奏章、電報等書面形式為屬下解釋，李紹泉明白丁禹廷是因為執行自己和宜鄺的指令，以保船為先，避免與優勢敵軍交戰，但在暗湧四伏、政敵如林的官場上，他也只得順勢一面向朝廷解釋，一面將責任歸結給丁禹廷，嚴詞斥責以作應付，要求他“振刷精神，訓勵將士，放膽出力”。

作為李紹泉的嫡系部下，丁禹廷深知朝廷中清流主戰派勢力的強大，以及老上司此時所處地位的為難，也明白那些洶洶而來的指責，表面說的是自己，實際的用意是逼李紹泉交出海軍。但那些措辭激烈，乃至言語刻薄的人身攻擊，難免不會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負面影響。3月27日，在向旅順船塢工程總辦龔照嶼交涉彈藥、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這樣的表露：“在海軍能出海遠行之船，合堅窳計之，得有四十艘，看似眾多，而海疆萬里，海口星羅棋佈，戰事一起，處處須得遮防，現又停購船械多年，勢力勉強，豈能足恃？茲者，似以如此遼闊之海，概以系之輕減數舶之師，不計數力，戰守皆屬，雖絕有智慮者亦為之搔首也。數戰之後，船若有一須修，復力單而無補。存煤及軍械數本不豐，再冀籌添，立待斷難應手。後顧無據，伊誰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驅此一旅，搜與痛戰，敢曰圖功先塞群謗，利鈍之機聽天默運而已”。既有面對洶洶議論的悲憤，也頗有幾分聽天由命的無奈。一個國家的前敵海軍將領，在大戰臨頭，外敵叩門之際，卻遭到了最高權力階層的猜忌、拆臺，乃至無理的誹謗謾罵，而這卻並不是因為他個人的能力問題，只是批評者們想借此更換海軍提督，奪取被洋務派控制的海軍力量，架空削弱洋務派首領李紹泉的實力。一場本應同仇敵愾的對外反侵略戰爭，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派系爭鬥內耗的舞臺。

受到李紹泉“斥責”後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國海軍各艦管帶，以及洋員顧問，在劉公島海軍公所內召開機密軍事會議，討論制定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為了安排好後路的防禦工作，使主力艦隊能夠解放出來，根據宜鄺和李紹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龍威”、“平遠”兩艘岸防鐵甲艦進駐天津大沽口，協助陸軍防禦，鞏固渤海灣內的防務，“保京畿無虞”，又派“龍武”、“清遠”兩艘岸防鐵甲艦進駐上海，確保長江口的安全，然後調集“揚威”、“揚武”、“超勇”、“開濟”、“鏡清”、“寰泰”、“保民”等舊式裝甲巡洋艦和“濟遠”、“撫遠”、“致遠”、“靖遠”、“海容”、“海琛”、“海籌”、“海煦”等大批巡洋艦專門組成護航艦隊，為商船隊護航，他本人於次日率主力鐵甲艦“定遠”、“鎮遠”、“經遠”、“來遠”、“寧遠”及魚雷巡洋艦“建驥”、“建勳”、“建業”、“建中”、“建鴻”、“建鵠”、魚雷炮艦“建威”、“建安”、“海鯤”、“海鵬”共15艘軍艦以及“福龍”、“福虎”2艘魚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斬獲，以消弭清流主戰派的口實。從意圖上看，仍然並不想與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發生交鋒，而是想集中己方優勢力量，尋機殲除弱勢的敵方艦船，以達到逐步削弱日本海軍的目的。鑑於日軍兵鋒向平壤、大同江一線推進，日本聯合艦隊軍艦也屢有出沒，乾國艦隊於4月1日抵達大同江口外海，但並未發現日艦蹤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魚雷艇進入大同江內仔細偵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國艦隊主力軍艦駛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灣內警訊大作，海灣外竟出現了29艘白色的日本軍艦！

如同乾國海軍出巡其實並不是主要為了尋殲日本軍艦一樣，日本聯合艦隊在戰爭爆發後很長一段時間的行動，也並不像日本民眾想像的那麼如狼似虎，意氣風發。自豐島海戰偷襲乾國運兵船失敗後，擔心乾國艦隊大隊會出海決戰復仇，日本聯合艦隊採取的卻是一種略似乾國的守勢戰略，整個艦隊主力收縮在朝鮮仁川一帶沿海，來往於朝日之間，忙於充當陸軍運兵船的護衛而已，並不敢輕易北進與乾國艦隊主力接觸，這也是乾國艦隊幾次出巡沒有遇到日本軍艦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後，日本海軍的戰略突然發生了轉變。頻繁在煙臺、威海兩地間活動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向國內遞交了戰爭以來的第11號報告，在這份主要針對海軍戰略的報告內，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國海軍的情況，判斷乾國海軍“已捨去進取之策，改為退守之計”，獻策日本聯合艦隊應該立刻放棄株守朝鮮近海的思想，改為“突入渤海海口，以試乾國艦隊之勇怯。彼若有勇氣，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