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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攻城屠城，則可以得到財物而發家致富，所以才能視死如歸地赴湯蹈火。秦朝以前是何等強大，然而很快分崩離析，就因為只想著驅逐百姓去打仗，而不給他們絲毫好處。我們大漢一定要避免這一點。”

晁錯後面的分析尤為精彩，因此我不厭其煩，把他的話轉譯如下：

匈奴人是遊牧民族，因此是天生的侵略者。他們吃肉飲酪，穿毛皮衣服，沒有固定的城郭居住，像飛鳥和野獸一樣到處亂跑，碰見水草多的地方就停下來歇息，水草消耗盡了又轉徙他方。他們往來遊牧射獵於長城之下，有時候跑到燕國和代國的邊境，有時候跑到上郡（今陝西北部及內蒙古烏審旗等地）、北地（寧夏賀蘭山以東及甘肅馬蓮河流域）、隴西（轄境在甘肅東南部），隨時窺探我大漢守候計程車卒，一旦發現守衛士卒少就入塞侵略，如果陛下不救助，那些地方的百姓就會絕望投敵；如果陛下想救，少發兵則不夠，多發兵也很麻煩，因為等救兵趕到，匈奴人已經逃了。如果在邊境屯駐大量士卒，則軍費不足；如果罷兵，匈奴人又呼嘯而至。所以，我大漢就為此搞得焦頭爛額，筋疲力盡。

因此，臣以為陛下與其像以前那樣發兵備守邊塞，讓士卒隔年輪換，不如鼓勵百姓移居邊郡。政府給移民建築房屋，高城深溝，城上準備大量滾石和鐵蒺藜，以為備守。如果平民不肯移居邊郡，則讓罪犯移居，免去他們的罪罰，給他們安家費。罪犯不夠，就鼓勵那些蓄養奴婢的富人們，如果他們肯輸送奴婢去邊郡，有罪的，就可以免除罪行；想要爵位的，就賜給他們爵位。如果這些還不夠，則高價懸賞平民，賜給他們高爵，免除他們全家的終身賦稅，給他們發放衣服，公家供給糧食，一直到他們能夠自給自足為止。其他百姓如果購買他們的爵位，允許積累到卿一級（漢爵二十級，平民爵位最高不能過第八級公乘，如有盈餘，必須轉讓或賣給低爵百姓。從第十爵左庶長到十八級大庶長為卿爵，官吏才可以擁有）。沒有配偶的，政府給他們花錢配備一個，因為人沒有配偶，是不肯安居樂業的。居住在邊塞，如果沒有特別的利益，任誰也不肯的，必須有利益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匈奴人入侵，搶了漢朝的財物和人口，如果有百姓能夠從匈奴人手中搶回來，其中的一半財物歸這百姓所有，至於人口，則官府花錢為贖。如果這樣的話，老百姓們就會互相救助，視死如生，這倒不是說他們忠君愛國，他們沒有這麼高的覺悟。他們只是想保護自己的妻子兒女，而且貪婪財物罷了。如果陛下只是在戰爭來臨之際，臨時搶掉東方郡國農民們手中的鋤頭，塞給他們武器，讓他們千里迢迢去邊塞打仗，他們才不會賣命。因為一則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到這個陌生地方來打仗，二則打仗對他們來說，只有性命之憂，而沒有錙銖之利。如果陛下能夠按照臣的方案去做，一定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透過上面的話，可以看出晁錯這傢伙確實對人這種東西瞭解得極其透徹。人這種趨利避害的動物，和大自然其他低等動物並沒有本質不同。忠君愛國這種觀念，對一般貴族可能有感染力，對普通百姓卻無任何作用。用民族自豪感來號召百姓也不行，因為那也是愚弄百姓的手段。塞繆爾·約翰遜曾說：“民族主義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一切獨裁惡棍，總想透過愚弄百姓，鼓吹民族自豪感來迷惑百姓為他充當炮灰的。打仗不管輸贏，死亡的總是普通百姓，得利的總是惡棍獨裁者。英國曆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也曾說：“諸多學者一致認為，中、下階層的民眾（如勞工、僕役、農民等）通常不會對民族認同付出深刻的情感，無論是什麼樣的民族主義，都很難打動他們的心意”，這個觀察很有道理。所以，作為楚國上蔡平民的李斯可以去秦國求仕，而屈原卻只肯抱著石頭自沉。這是地位的差異。他是貴族，所以沿襲了他祖先向周天子號稱的“我蠻夷。不與中國同”的傳統。但是在當代世界，這種民族主義的鼓吹經常能發揮作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貴族為什麼會認同忠君愛國的觀念呢，因為他們已經從君主那裡得了采邑封地，當然要為君主賣命。現在搞暗殺的黑社會還講究“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呢。貴族傳統消失後，平民透過科舉考試，也可以當大官，不過他們都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是“學好文武藝，賣給帝王家”，不管說得怎麼冠冕堂皇，其實還是利益的交換。得了多少利益，就承擔多大責任。在中國，這是有傳統的。《禮記》裡記載的一個故事很有意思，說楚國人商陽是個工尹，和公子棄疾一塊追擊吳國軍隊，眼看堪堪追上了，神射手商陽卻裝聾作啞，棄疾提醒他：“喂，這可是為大王效忠的好機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