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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弟妹妹下放。剛開始時送人的和被送的還能忍住，等汽車一啟動廣場上就爆發出驚天動地的哭聲，車上車下哭成一片。”

“報上不是說敲鑼打鼓歡天喜地嗎？你這說的是哭天嚎地呀。”彭定安質疑道。

“唉，彭矮子你對這個社會的瞭解一是看報，二是聽新犯人講社情。你都關了十二年多了，變成了世外之人，什麼也不懂。那是報紙宣傳，你拿個棒槌認了針（真）。”鐵戈笑道。

“彭矮子狗屁不懂，不說這些了，你後面還有一首歌。”蔡慶渝說。

鐵戈又唱道：

“小小油燈照泥牆，

我來到插隊的地方。

一個窩頭哇一碗菜湯，

睡的是農村的土炕。

雙眼含淚盼爹孃，

生活是多麼的淒涼。

每天晚上躺在炕上，

回想起可愛的故鄉。

長夜難眠想姑娘，

你和我天各一方。

不知何時再能見面，

共訴說心中的夢想。

心上的哥哥在何方，

可知我無限的惆悵。

只盼早日再見情人，

共回到可愛的故鄉。“

蔡慶渝評論道：“都什麼時候了，還在哥哥情人，有點俗。”

彭定安卻有不同的看法：“俗？我看當個俗人也不錯。我在這裡當了十幾年的和尚，想還俗還還不成。”

鐵戈一聽大笑道：“妙喻！把坐牢當出家，只可惜少了青燈黃卷，暮鼓晨鐘。”

“鐵戈，別扯遠了，談什麼和尚尼姑？還有沒有這方面的歌曲？要是有再唱幾首。坐了這麼些年的牢難得有這種享受。”蔡慶渝又催促道。

蔡慶渝坐牢已經六七年了，知青歌曲在社會上幾乎唱爛了，但對生活在監獄裡的人來說，卻依然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就像沒有經歷過反右運動的人，對反右的事也感到好奇一樣。

列位看官，作詞譜曲本是音樂家們的事，在普通人的眼裡那是非常神秘高雅的事，似乎遙不可及。如今中國卻出現了一批下里巴人，居然也敢闖進這陽春白雪般聖潔的音樂殿堂作詞作曲，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這聲音十分弱小卑微，與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也沒有那種令人作嘔的做作出來的鏗鏘激昂。可就是這些如泣如訴、哀怨纏綿的旋律，深深地打動了千百萬下放知青的心絃。這些歌曲沒有絲毫的說教和矯情，有的只是個人感情的宣洩，並且是以一種貼近生活、貼近人性的姿態展示她迷人的魅力。她摒棄了文革期間八股式的表現手法，給人們以久違了的清新之感，這恰恰是那些科班出身的人難以創作或不敢創作的，因為他們早已被文革時期所謂的“三突出”、“高大全”那種八股式的概念所束縛，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而那些千百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城市青年、在校初高中學生又是散佈在中國廣大國土上的聽眾和傳播者，範圍之廣影響之深可謂前無古人。這些歌曲一經產生就廣為傳唱，顯示了她極強的生命力。不光是知青，像鐵戈這種未曾下放的青年工人，在進廠之前就已經接觸過知青歌曲。不管是哪個地方的知青歌曲，每一個傳唱者都覺得是在吐露自己的心曲，極易產生共鳴，無怪乎蔡慶渝和彭定安都很喜歡。當然現在幾乎再也沒人唱知青歌曲了，但有人讚美知青歌曲時這樣說道：“啊，驀地，你劃破夜天，倏然而去像一柄閃亮的劍，短暫，卻那麼動人心絃，一瞬，卻黯淡了多少無限！”知青歌曲的確如同一柄閃亮的利劍直刺黑暗的現實，它以曲折隱晦的方式表達知青內心的不滿、惆悵和怨憤。知青歌曲短暫的歷史的確如劃過夜空的流星，雖然只是短短的一瞬，它不作秀不炫耀不雕琢，清水芙蓉自然天成，低吟淺唱抒發情懷，獨來獨往自生自滅，但它在中國歌壇卻永遠佔有一席之地。

鐵戈提起系在腳鐐上的繩子，重新整理了一下壓在腳踝上的鐵鐐，問道：“還想聽呀？”

“當然想聽，你肚子裡還有沒有哇？”蔡慶渝問道。

“當然有哇，多的是。我這肚子裡別的沒有，歌曲倒還有不少。”

“要有你就快點唱，莫搞得人牽腸掛肚的。”彭定安也急不可耐了。

“我給你們唱《山西知青思鄉曲》和《七十五天》。”

說罷唱道：

“我要到那遙遠的山西去把那農民當，

離別了我那可愛的北京和家鄉。

親友含淚來相送，

聲聲囑咐我記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