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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張香港儘可能現狀不變，因為這最安全，對大多數人有利。但我也從來不怪責基於嚮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進民主發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對為了出人頭地、爭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變之人。名利地位是極大多數人都想爭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內。對此，我持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如果所作所為對大多數人有利而自己同時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對大多數人無損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損害大多數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於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張到底對多數人有利還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觀的判斷。

民主最終對大多數人有利。這個判斷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進發展好，還是循序漸進的發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見。歐美政要將“民主”與“急進發展民主”之間劃上等號，我並不同意。

不論是主張急進還是主張穩健，只要出發點真是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謀幸福，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儘可心平氣和討論、商談，不必相互仇視敵對。如果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不顧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那麼不論口號和言論多麼動聽，都是不值得尊重的。雖然個人動機如何，旁人難以妄加猜測，但假之以時日，一個人的真面目終究會顯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開放。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於現狀，害怕九七後有太大改變，那麼就不應求變，而應努力求不變。

保守有其穩健和保持傳統的一面，急進有其進取與加速進步的一面。這兩股力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經常存在的，所以英國有保守黨、工黨，美國有共和、民主兩黨，法國有右派與左派政黨。香港人在討論政治之時，似乎應當持一種容納異見的心態，不妨堅持己見，但對別人的不同主張，也應考慮一下其中的優點。中共過去缺點甚多，但他顯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們就應支援他們的改革開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況來衡量今日的中共。

這篇《北國初春有所思》無疑是具有相當說服力的。比之於那些譁眾取寵的口號式理論，金庸的主張顯得樸實，切乎於民生，這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的，而不是為了自己出風頭。金庸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責任感，同時又多了許多理性與寬容。

金庸的政論也常常受到爭議，但他有“力排眾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持己見的精神，絕不向所謂的“多數”或“權貴”屈服。

香港一些所謂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瞭解國內的情況，橫加指責金庸支援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說成是“見風使舵”。金庸自己這樣辯解：

“我辦報的主張有八個字——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前者是說各種意見可以發表，儘管報紙有本身立場，但應該尊重別人的不同意見，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精神。‘無欲則剛’當然並不是說完全沒有慾望，而是說不可以有不正當的慾望，利用報紙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別人一些好處，或面對政權想討一些生意機會，便算是有不正當慾望，在處理上便不可以剛強。

辦報當然有慾望，一是希望讀者多，二是廣告多。但堅持上述兩個原則，肯定可以達到目標。我們不是無原則的批評，例如共產黨不可以說它一無是處，要是它做什麼也是錯的話，這個政權兩三天已垮臺了，不會發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單憑一己偏見反對它。我們只是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辦事。

我們對四人幫反對很厲害，……鄧小平復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國富強，國家安定……我們支援他的政策。

確實，“文革”時的“共產黨”與鄧小平時代的“共產黨”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共產黨自身在不斷地發展，不斷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援現今中共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顯示了他的理性與務實，至於別人議論，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舊詩所言：

南來白手少年行，

立業香江樂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