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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如《響尾蛇》、《超然》等，以色情為招徠，迎合男性讀者的低階趣味。早期的《明報》似乎取了一條中間路線，既有嚴肅正經的社評，也有軟性香豔的小說。總的來說，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每日出版一張，小報形式設計。

《明報》的銷量起初並不盡人意，有過一段相當艱難的時期，甚至面臨倒閉的危險。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我們看見報館經濟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發，只求渡過難關，便心安理得了。”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那時查氏夫婦寧願捱著冬夜寒風，也不願付包船費。

金庸與沈寶新硬是苦苦支撐下來，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他們確確實實將辦報作為一項人生的事業去做，不願意半途而廢。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這話很有幾分真。

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便改買《明報》。《明報》創刊之初，連載的是《神鵰俠侶》，發行量達到六千份。

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恐怕在於它的新聞報道、時事評論和分析。而這，卻離不開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鏞發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論。金庸的社論獨樹一幟，在讀者中，尤其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香港人習慣性地想到，看看《明報》的社論怎麼說。

每天一篇社論，幾十年堅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試問天下能有幾人做到？

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穩步上升，雖未至盈利可觀，赤字卻已逐漸減少。報館維持下去已無問題，相比於那些小報，銷量已算可觀，但比之於那幾張大報，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絞盡腦汁，思索追趕良策之際，中國大陸爆發了“大逃亡潮”。那時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大批的大陸人湧到香港，造成動盪局面，成為熱門話題。當時各大報都爭相採訪這段新聞，以《明報》的人力、物力，實難以與它們競爭。

於是，金庸在社評中大做文章，對於此事發表了與眾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讀者的注意。

以《大公報》為首的幾家大報，對於金庸的觀點進行了抨擊。《明報》當然不示弱，你來我往，一場激烈的筆戰引得讀者大看好戲，欲罷不能。本來並不怎麼著名的《明報》在筆戰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論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贊同還是反對，誰都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這次筆戰後，《明報》擴充套件至兩大張，形成了中型報紙的規格，同時也有了盈餘。可以說如果沒有“逃亡潮”，也許就沒有《明報》後來的發展。

差不多同時，《明報》與《大公報》又有一場火藥味更濃的論戰。那年，中國大陸出於戰略上的考慮，研製原子彈等核武器。金庸對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為強國在於親民，現在人民窮得連飯也沒得吃，實在不該去發展核子武器。這種論調顯然帶有書生氣，並不完全站得住腳，引起了《大公報》的猛烈抨擊。

越爭論，《明報》越出名，銷路越上升。難怪有人說，《明報》能在報界站穩陣腳，實拜《大公報》所賜，真可謂“謔而虐”也。所以，對於你的敵人，最好的辦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責別人的同時，常常是幫了別人的大忙。

《明報》的成功與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報》，人才薈萃，令人神往。

《信報》老闆林三木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明報》的。他先在資料室做資料員，受到金庸賞識被派往英國學習財經，返港後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以寫中國新聞見稱的丁望是資料室主任，丁望那時被視為中國問題的專家。現時《成報》總編輯韓中旋與小說家江之南那時是《明報》的編輯。曾以散文廣受歡迎的張君默是《明報》的記者。創辦《新夜報》，其後又回到《明報》出任總編輯的王世瑜，那時是校對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時加入《明報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版記者。另外還有簡而清的馬經、狗經，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為《明報》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明報》開闢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訊息。那時的中國，非常神秘，外界很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