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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貝殼藏家，或雄於資，或邃於學，抑或為王公貴胄，似君以俊才鳴者，未之或聞。

匡兄華誕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說，“這幅對聯，需要解釋之處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過‘深奧’。”

“首先，四十歲那年，我自撰對聯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麼；

時已無多，無慾無求，無非是這樣。”

“自覺甚是高興，在報上發表。惹來的反應，是有人在報上破口大罵：‘自撰輓聯式的對聯，以老賣老。’等等，這可以不論。老妻看了，愀然不樂，是因為‘時已無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過了一大半，‘無多’是實際情況。叵奈人都不願聽真話。金庸知道‘匡嫂不樂’之後，送來這兩副對聯。”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兒名震，這是嵌名聯。而“搞搞震”是粵語，意思是胡搗蛋，一聯之內如此複雜，也頗不多見！”

“小兒胡搗亂事蹟甚多，金庸後來又在贈他的書扉頁上題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漢，亂震亂搞豈英雄’之句，以資勉勵。有金庸親筆題字之小說，在同學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對金庸性情的評論，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屬於慢性子的人，涵養極好，多少年來，只見他發過兩個半次脾氣。此話怎講？因為兩次都不是盛怒，只不過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興，而且這兩個半次脾氣，都發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筆者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個要求，時在汽車之中，金庸“哼”了一聲：“除非《明報》破產，不然萬萬不能！”嚇得筆者和同車人噤若寒蟬，連大氣兒都不敢透著好幾分鐘。另半次是對一個行為十分卑劣的小人，該小人顛倒黑白，造謠生非者再，金庸當眾宣佈不與這種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過查先生這半次脾氣而已。

需要補充的是：第一個半次生氣之後不到一小時，金庸就打電話來：“如果你真覺得這樣子對你有好處，就照你的意思辦吧！”筆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從人，照顧朋友，這是金庸做人的豪俠之處。金庸事業大成，自然比一般搖筆桿子的朋友富有許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絕。曾問過他：“你手上的錢如何處理？”他的回答是：“放在哪裡都不記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過金庸好處的人，若能表達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總會高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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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王國

明報是他一生事業的象徵，

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蹟。

任何一種成功，恐怕都是各種機緣湊合而成，有時候，刻意的追求常常達不到目標，反而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明報》是金庸一生事業的象徵。

金庸當初辦《明報》，當然有著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夠辦一張真正自由獨立的報紙。不過，那種理想僅只是朦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來，大概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受制於變亂不已的社會局勢與讀者口味。誰敢說金庸一開始辦《明報》就已有了宏大的計劃，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沒有沈寶新，《明報》會不會誕生並有日後的輝煌？金庸在異鄉遇上初中時的同學沈寶新，不能不說是一種緣。人生如匆匆過客，多少種相遇只是剎那蒔花，轉瞬即逝。青梅竹馬，勞燕分飛，再遇舊日夥伴，實是偶然中之偶然。不僅如此，那時的沈寶新正在從事印刷業務，而金庸已先後在四家大報任過職，對經營報紙的門徑，相當熟悉。完全可以想象這對少年時代的朋友在南國香江初遇時的那分激動。天作之緣，一拍即合，他們決定創辦自己的報紙。

1959年，一份叫《明報》的報紙在香港註冊。公司註冊資金十萬元，金庸佔百分之八十的股權，沈寶新佔了百分之二十。這樣的股權比例一直維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時也象徵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了“明教”這麼一個組織。金庸與“明”字有緣。

金庸請了當時香港最有名的書法家王植波題寫刊名。這兩個題字沿用至今。

《明報》創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

那時候香港的報紙，大體有二類，一類是比較高層次的如《星島》、《華僑》、《工商》等；另一類是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