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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把倚天劍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卻把屠龍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來說，倚天劍應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龍刀則有為害武林之患。但事實上，峨嵋師太用倚天劍大開殺戒，所殺的魔教教徒，並不是什麼邪魔歪道的人。

張無忌有正邪兩派的血統，從小就在正邪、善惡激烈掙扎的環境中成長，他的性格反而顯得寬厚。只有他才能發現胡青牛“見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體會謝遜的地獄生涯。這種人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殺死了。他對愛情的經驗再豐富，也逃不出有權力野心的趙敏，他只好被捉去畫眉。他的寬厚的性格不改，他永遠也敵不過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計。

對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釋的呢？他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確是我對人生的一種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壞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壞的，就一定是壞的。同時，一個人由於環境的影響，也可以本來是好的，後來慢慢變壞了，譬如周芷若。而趙敏，則是反過來，本來壞的，由於環境，後來卻變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好人壞人分明的。人生其實很複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將人生簡單化了。”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小說形式。有人認為西洋也有，如法國的《三個火槍手》；日本也有，如《宮本武藏》。但金學的始作俑者倪匡則認定：只有中國才有真正的武俠小說，其他的都只是類似，不是真本。

在中國，俠的歷史其實已很久遠了。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義者有取焉。”這就是俠的萌芽。

“俠”不單是一個名號，而且要有實際行動，俠要行俠，才能成其為俠。武俠小說的俠，一般是根據傳統的俠義精神來的，充滿著浪漫的激情：輕生命，重然諾，鋤強扶弱，懲惡揚善，保家衛國，豪氣干雲。這種傳統的俠義精神，不僅使武俠小說中的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也使得“俠文化”根深葉茂，源遠流長。

金庸在回答記者問時說過，“義”是人的一種性格精神，所謂義，或者說是一種特別的情誼，都是屬於人的感情。俠義是人類感情中一種比較特別的部分。當然俠義也不單單是中國才有，外國也有。不過中國人似乎對這方面特別重視，這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根源。

金庸的小說顯然將中國傳統的“俠文化”提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他不完全受那種“忠君報國”，“除暴安良”之類框框的侷限，而是將人生的豐富與多面性溶入俠義之中，使俠義與人性相結合，使他的武俠小說對人物性格的挖掘達到了空前的深度。

“俠之大者”是金庸所創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陳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楊過、張無忌、喬峰、令狐沖等等，他寫得一個比一個深刻、複雜，也一個比一個更見悲劇性。

但是，喬峰之後，金庸的“俠士”越來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現出“非俠”的傾向。陳墨將金庸的變化軌跡描述如下：

主人公“俠氣漸消，邪氣漸長”，離開俠的典範模式越來越遠。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來越少，個性越來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來越小，現實社會衝突及社會環境的制約力量越來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來越弱，而其現實性及其意義越來越強。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來越複雜，內心的自我矛盾衝突越來越多。

簡單地說，是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反俠。

這個過程也體現了金庸對人生、對世界的認識過程：從儒到道，從道再到佛，越到後來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滲透就越明顯。佛家講空講幻講寂滅，也講因果，講悲憫，講化境。這些都使金庸的“俠義”包涵了更深厚更寬廣的內容。

大智慧之後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記》之後，金庸就斷然宣佈封筆從此大俠棄劍回家園，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歷史小說家董千里先生曾經自告奮勇，代表讀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燈重開宴，向自己挑戰。”

但金庸已經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說他喜歡不斷的嘗試和變化，希望情節、人物、筆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複已寫過的小說。現在變不出新花樣了，所以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