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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學上或藝術上的理論有兩派長期性的爭論，一派是主張文學藝術對社會有責任，一定要表現一種價值觀念；另一派認為藝術是純藝術。社會責任基本上是存在的，但小說在這一點上不像電視廣播那麼強烈，它印成書可以給人深思熟慮的時間。

我個人認為藝術作品基本上是屬於美的範疇，科學與真假有關，道德與善惡有關。小說和人的關係很直接，不像音樂或繪畫與人的關係是間接的，例如一幅油畫或貝多芬的音樂，你很難說它是善的或惡的。但小說中有人物，就有價值觀念或道德觀念。武俠小說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種大眾型的產物，要接觸千千萬萬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覺的傳播一種對整個社會善良風俗有害的觀念，我希望能夠避免。雖然它屬於美的範疇，但是事實上它是對人有影響的，因此作者要考慮到武俠小說是有千千萬萬人讀的。

另一方面我寫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壞人相當分明，壞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這點我是考慮到人生的經驗，因為在這個社會上也很難講誰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壞人，壞人身上也會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壞的成分。作者當然希望寫人寫得真實，讀者難免誤會，認為作者有時候把壞人寫得相當好，是否鼓勵壞人。我想作者不是這樣認為，他考慮的是真實不真實的問題。他有時反映社會上具體存在的事，並不是說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贊同的事。

問：您的武俠小說編成電影和電視，您認為滿意嗎？

答：我的小說幾乎全部拍成電影，電視劇也很多。比較起來，電視比較容易拍些，因為它有的拍幾十集或一百集，比較有充分的時間修改，技術上也容易處理些。電影就很困難，因為我的小說很長，他們每次改編成電影，我總勸他們不要全部拍，選其中幾段就好了，把它充分發揮。但是編劇、導演似乎不這麼想。因為你看一部小說通常都要花好多天的時間，在電影中，一個多鐘頭就要把它完全表現出來是很難的，只能大致交代故事情節，細膩處根本無法發揮。尤其武俠小說人物很多，光是一個個交代身份，觀眾都來不及接受。

問：現在電視對兒童的傳播力很大，很多人也談到電視暴力的問題。武俠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難免也牽涉到這個問題，您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不只是電視，武俠小說本身也如此，因為許多人十幾歲就開始看武俠小說了。以前有人攻擊武俠小說，認為小孩看了會模仿，也上山學道去了。我想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武俠小說來負的（說到這裡笑了），一把菜刀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殺人。香港對電影的審查制度是粵語片最嚴，國語片寬一點，外語片最寬。香港政府有一種理論，這種理論是否成立還不知道，他們認為看外國片的人知識程度比較高，看粵語片的人普遍知識程度低。如果電影中有壞事，知識程度高的人可以分辨，給越是分辨能力差的人看的電影審查越要嚴格一點。我寫小說時，只想到小說的讀者，電視的編劇應該想到電視對觀眾的影響。在小說中描述的事在電視中不一定可以演，因為看小說的人至少有閱讀的能力，受過一定的教育。如果電視對觀眾有壞影響。應該由電視負責。因為電視編劇應該考慮到觀眾中有一部分是沒有分辨能力的，打鬥應該適可而止。

問：許多人都覺得武俠小說中的主角是社會的遊離分子，劉若愚先生在《俠》一文中說“俠是天生的，與個人的家世無關”。你認為呢？

答：我想社會後天的影響也很大。一個人的個性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天生遺傳的，一是受教育、社會和家庭的影響，這兩者互為影響，也很難說哪一種比較大。我個人信佛教，佛教認為個人個性決定於“業”，一個人這一生是他前生十代八代累積下來的，一個人的“業”是一生的影響力。人是很複雜的，是各種因素加起來的。

“俠”，先天關係很大，後天關係也很大，都有影響。

問：臺灣大學文學院長侯健先生在《工商時報》上寫過《武俠小說論》，當中提到您的小說除了《天龍八部》與《鹿鼎記》以外，都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認為正義固然得以伸張，但伸張後只剩下空虛。您對他的這種說法有什麼意見？

答：武俠小說中“伸張正義”是必要的，如果正義不伸張，讀者覺得不過癮，道德意味也太差了。武俠小說中的“伸張正義”就好像偵探小說中“破案”一樣，這是它的基礎。如果單從道德來看，武俠小說應該是比較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