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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知他們在私下會唔的時候有沒交流過“學習心得”。普京是不是前三名難以考證，但他確實是聖彼得堡大學的高材生。在蘇聯時代，只有學習成績和平時表現都最優秀的大學生才可能被選入克格勃。被克格勃錄用以後，還沒畢業就直接分了一套房一輛車。

與前面的論調相比，還有一個引起了更加嚴重誤解的說法，叫“高分低能”。

咱們的漢語表達講究簡明精練，不像英語那麼講究語法和句子結構，很多連線詞為了追求對偶或音韻而省去。比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要是按照英語的語法，就必須說成“因為清風徐來，（所以）水波不興”。因果關係連線詞被省掉了，但意思不變，讀起來很舒服。不過優勢與劣勢總是相輔相成的，有時候省略的過了頭，往往會產生歧異。“高分低能”的原意本是“雖然高分但是低能”，是轉折關係，表明這種情況有悖常理；但很容易讓人理解為“高分而且低能”，成了並列關係，低能成了正常情況，分數和能力高低沒有什麼聯絡；甚至有人乾脆理解為“因為高分所以低能”，成了因果關係，要想高分就得低能，只有低能才能高分，這就謬以千里了。語言學家或社會學家要研究語言表達方式對社會心理的影響，這可是一個經典案例。

怎樣正確理解分數和能力的關係呢？

首先要把“才能”和“道德”區分開來。

比如02年的清華學生劉海洋潑熊事件，這就是道德問題不是能力問題。如果說重點大學的學生道德水平高於普通大學的學生，我堅決不會同意……分數的高低和道德的高低並無直接聯絡。但是如果你說分數的高低和一個人的能力沒有關係，那就大錯特錯了。重點大學的學生的綜合素質高於普通大學的學生，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事情。片面追求分數而忽略了道德培養，這確實是咱們現行教育制度一個比較失敗的地方。不過話又說回來，道德教育是全世界都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因為“道德”這個東西太抽象，很難象“知識”一樣按照整齊劃一的課堂教學進行教授，更不可能用選擇填空、計算寫作來測試一個人的道德水準。

我覺得，道德問題在高校錄取中應該是一個“否定性”而非“肯定性”的標準。就是說如果一個人道德不合格，那就無論他考分多高都不能錄取。但是，不能對道德做分數上的評估。只要平時沒有犯什麼大的錯誤，就應該推斷這個人的道德水平符合社會基本道德水準，這就夠了，然後不再考慮道德差異，完全按照知識水平和學習能力量才錄用。所謂“見義勇為加五分”的做法是非常荒謬的，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學習能力未必很高。咱們的傳統觀念在道德上喜歡採用兩分法……“君子”和“小人”，“英雄”和“壞蛋”，好像一個人如果道德不高尚就必定道德敗壞一樣。實際上，在“大德君子”和“卑鄙小人”之間，還有一種人……普通人，或者說“善良人”。他們十分在乎個人利益，捨己為人或捨生取義的事情不太願意去做，但仍具有基本的道德良心，殺人越貨、騙人錢財、偷雞摸狗的事情不會去幹。這種人才是社會成員的主體，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基於利己之心，個人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最後增進了全社會的福利，而這其實並不是他本來的願望。在個人只顧追求個人利益的情況下，最後所增進的社會利益往往比個人有心的去增進社會福利的結果還來得大。……我們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如果雷鋒參加高考數學不及格，而另一個把掙大錢出大名作為人生理想的人達到了北大分數線，我認為後者進入北大唸書對社會更有好處。

第18節：德育的缺位不能歸責高考

所以，德育的“缺位”不能歸責於高考，高考也不應該試圖去評價考生的道德水準。

在把能力和道德區分開以後，我們再來看看，“能力”的概念到底是什麼？或者說再直接一點，到底怎麼樣才叫“低能”？我記得在報紙上見過這麼一則新聞，說某個剛考入重點大學的女生，家裡人給她帶了幾個煮雞蛋，但她竟然不知道怎麼剝蛋殼，因為家裡都是父母給她剝的，折騰了半天不得吃，竟然傷傷心心的哭起來。這個事情，便成了所謂“高分低能”的鐵證。

這則新聞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不會剝雞蛋的人我到目前還沒有碰到過，但不會削蘋果皮的我倒認識幾個。其中有一個還是某省的文科狀元，名字就不用公佈了，是個女生，她親口跟我說的。情節跟前面相似，也是從家裡帶來一些水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