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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這裡唯一的問題是：這些歌難道正如泰戈爾所堅持的那樣，都須用散文詩或散文來寫嗎？用散文來寫歌，這個美好而難以實現的事卻被泰戈爾實現了，而且並非是在他的鼎盛期實現的②。在第24首散文詩中，他用瀑布的形象來表達他的胸臆，他說他的詩歌像百折不撓的瀑布，時寬時窄；事實上，他的詩歌與其說是瀑布，還不如說是蜿蜒曲折的溪流。在第25首散文詩中，他發現他所有早期的作品都是高高在上的、貴族式的，它們像皇宮閨房裡的庭園（泰戈爾語），幽幽深深，普通人民難以觀賞；在高高的宮牆外面，聳立著一棵魁偉的桉樹和幾株金籃樹，它們在晴空下歡欣鼓舞；他發現了其中的意蘊，並且決定把“溫室和花盆裡的詩歌”移植到他所謂的田野上，那兒它便能在韻律的森林裡舒展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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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種傾向貫穿在全部散文詩中，直到最後。

②菩達迪瓦·波斯對泰戈爾的散文詩極為讚賞，在這一點上他遠遠超過了其他的批評家，他稱“散文之歌”是泰戈爾創造性才能的又一表現。

然而，雖然詩人作出種種辯護，雖然他決定移植詩歌，但他好像難以把握自己，詩人的整個嘗試，正因為這種舉棋不定而受到損害，最終偃旗息鼓。這些帶有情緒性和目的性的紛亂的辯護詞，以及詩人對新的手法的熱衷都是些表面現象，問題的實質在於詩歌的藝術內容正在發生變化；一個新的目的不時地表露出來，可是，詩人的辯護性傾向卻模糊了詩歌以及這種變化的實質，詩人沒有必要對自己的變化作出邏輯上的關注。總之，詩歌沒有必要與邏輯上的陳述發生關係。通常，變化是悄然而至的，或者說是詩歌自身發展的一個部分。用詩進行辯論——這種次等的哲理詩，並非是泰戈爾所擅長的。詩人引入了這種人為的邏輯，其結果僅僅是孕育出了幾首不能令人信服的詩作。當泰戈爾忘記為自己進行辯護時，他為自己的辯護才是最雄辯的。

人們感到泰戈爾是在一個相當疲倦的時期採用了散文詩這種形式，在這個時期，他的靈感日趨枯竭；而且在新的經驗或觀念的壓力下，他還來不及找到一種更為合適的表達方法。然而，泰戈爾並沒有竭盡全力使散文詩的形式臻於完善，詩人讓許多雜亂的東西進入了詩歌之中。我們還記得在前面所引用的斯里庫馬·巴奈奇（SrikumarBanerji）博士的觀點，他認為在這時期的作品中，泰戈爾似乎不怎麼關心把素材放到適當的形式之中。（《邊沿集》極其尖銳而且成功地諷刺了所有關於散文詩的喧鬧！）泰戈爾，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所提出的倡導散文的論點，聽起來都是支離破碎的。泰戈爾的熱情的評論者們，在泰戈爾對散文詩的熱情中洞見了衰弱的症狀，這並非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這些散文詩也圓滿地完成了某些目的，比如，它們使得泰戈爾對自己的作品作出了傑出的評論，這種做法對他來說可是第一次。至少，這些散文詩表示了詩人對自己的早期手法日益不滿。這種新的手法，還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其他方法不可能企及的“靜物”作品，這些作品具有既親切又超然的風味。正是由於他對散文的執著，才使得他竭力去維護散文。泰戈爾前所未有地意識到，他過去的藝術並非屬於人民，現在他希望唱出人民那悲傷而無語的曲子，正是基於這一點，他才以為散文是唯一的出路——詩人的錯誤也正在這裡。泰戈爾對口語的利用是令人驚訝的，但是，他利用的口語是經過多年的文化沉澱而來的口語，其精深微妙是窮人們難以理解的，雖然他眼下希望成為窮人們的喉舌。他還大膽地從各種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中吸取養分，比如鮑勒人①的藝術傳統。然而泰戈爾對這些傳統的吸收似乎都是法乎其上的。就使用左派的措詞而言，泰戈爾也沒有“貶低”自己。雖然他自己不斷追求，但他還是不可能變得普通起來，不可能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詩人或者無產階級詩人。他的言語和情感與他們不一樣，這也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他他們那樣生活過。有些侷限，最好還是接受，而不該與之搏鬥。從許多方面來說，泰戈爾的散文詩其實是一條死衚衕，後來他從這條衚衕中出來了。散文詩的嘗試以希望開始，以嘆息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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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非象牙海岸地區的一個民族，以木刻藝術著稱。——譯者注。

無可否認，從許多方面來看，這種詩歌比詩人以前的作品要樸實得多。然而，我們可以料想，這是一種艱難的樸實，這是一種極其精美的樸實；現在，這種樸實甚至乾脆否定了韻文的“鐐銬”，這種詩看上去不像詩歌（它也不在乎）。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