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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散文詩中那外在的樸實風格,像他過去寫的東西一樣有人工的痕跡,詩人所選擇的有些題材,雖然來自日常生活,但這些題材的處理卻留下了他自己的個性。從散文來理解詩,那麼需要讀者受過一定的訓練。不管這些散文詩對詩人還起了其他什麼作用,它們卻沒有使他成為一個人民的詩人。
何為新時代,現代性的本質是什麼,以及一個詩人如何才能與時代息息相通,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是棘手的,“包容性意識”(in-clusiveawareness)似乎是一個理想的答案,可是當我們試圖說明這種意識時,我們會發現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泰戈爾雖然懷著迫切的社會同情心,但他希望更加接近普通人民的理想竟然會落空,這並不令人驚訝,而且這也並非完全是件壞事;與此時、現在和地方性進行調和,是違背泰戈爾的本性的。他用了兩種極其具有特色的方法,來擺脫現在和具體事物的束縛,第一種方法是透過生活在記憶和回憶往事之中來實現;第二種擺脫的方法,是透過幻想和想象,到達某個理想的樂土來實現的(見《再次集》中《銀葉樹》第二節。)泰戈爾偏愛仙境,浪漫的事蹟,以及“仙境的號角若隱若現地吹響”。泰戈爾是個“浪漫主義者”①,他後來也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不應當忘記的是,泰戈爾與《奧義書》的詩人們有著淵源上的聯絡,他的思想基礎並非是現代主義的,這一點在他的那些成功的與平常的詩作中時時有所表現。他雖然作了種種調整,創造了新的形式(這種形式對別人的幫助遠遠多於對他自己的幫助),但他並沒有犧牲自己最本質的東西。他是孟加拉語的偉大奠基者之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孟加拉思想的一個奠基者;把他當作一個無根的叛逆者,或者歐洲新潮詩歌的模仿者,這樣的桂冠對他是不合適的。也許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不是標誌著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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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譯本《新生集》。
拿《新居》這首小詩為例,詩中描繪了一幅唯美主義者所追求的牧歌情調的畫面,這畫面或許是天堂,真可謂是美妙的幻想!①然而,這畫面卻遠離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難怪在詩歌的結尾處,詩人向幻想,這個騙人的精靈辭行。然而在詩人放棄幻想之前,他再一次試圖竭力擁抱住幻想。②懷舊,你的名字是泰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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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實上,這一切是詩人寫給他兒媳的一封信的翻版。(見普拉堤瑪·薩克爾的《解脫》。)
②正如歐文·巴位元評盧梭一樣,“他拒絕調整自己的田園牧歌式的夢想,以適應令人不快的現實。”(《盧梭和浪漫主義》第74頁。)席勒說他自己也是誕生在田園牧歌之中,對這種說法巴位元反駁道:“他有沒有走出來呢?”(《論創造及其他論文》);不知道巴位元會對泰戈爾怎麼看呢?我們還記得(有點令人不快)特里阿農附近那玩具村莊裡的茅草屋,“在那兒,馬裡·安東尼和他的侍女們扮演擠奶女工;這象徵著特權階層朦朦朧朧地嚮往淳樸的生活。”(愛米莉·內芙《歐洲詩歌的革命》第15頁。)
其實,馬俞拉基河畔現在、將來都建不成我的新居。
我從未見過馬俞拉基河,從未親耳聽見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是眼皮上抹了幻覺的烏煙,用想象的目光看見的。
不過,我覺得我在這兒待不下去了。我恬淡的心靈
期待著辭別這裡的一切,前往馬俞拉基河畔。①
“哦,你的笛子發出了急切的召喚!”他在早期的一首詩裡是這樣寫的,現在他又在老調重彈。在《再次集·短笛》一詩中,詩歌的直接背景是現代的,也許你會說這些背景太現代了;詩中對一個小職員的生活細節的描述既幹練又敏銳,他惶惶不可終日,以致於沒有完婚便倉皇出逃,(普魯弗洛克有了一個孟加拉兄弟。)②他自言自語地說:“新娘未能步入洞房,但每日在我的心房進進出出。她永遠在我的心間,她身裹達卡綢紗麗,眉宇間是一顆碩大的吉祥痣。”然而空虛的生活,並沒有把他的生活壓跨——這便是泰戈爾的筆法,透過想象,這個小職員超越了命運的捉弄,詩人添上了或者說虛構了一個意外的美麗的音符,詩人這樣做不但表現了一種技法而且還顯露了他的思想傾向;音樂的無形的翅膀馱來了解脫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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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本書《再次集》。
②普魯弗洛克:T·S·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此篇論文的作者認為《短笛》中的小職員與普魯弗洛克可以相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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