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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創作是一種思想的浪費，這種創作肯定對某些日益增漲的要求作出了答覆——對改變詩歌的形式和內容的要求作出了答覆，以促進詩歌的發展。散文詩這一時期，也許可以被當作一個無形的鏈圈，把他早期和晚期的詩歌連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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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譯本《再次集》第196頁；《SahityerSwarup》，“KavyaOChhanda”，第38頁。

與其他大多數創新者一樣，泰戈爾還是散文詩這一事業的理論家，當然他並不樂意擔任這一職位。當初，他在無牽無掛怡然自得的心境下，寫出了散文詩的辯護詞，這些辯護詞似乎可以被看作他用來闡述自己觀點的詩作。他的熱情並沒有持續多久，那些在熱情中寫下的詩作，是文學中的奇葩。他對這種嘗試一本正經，對“散文”的形式極為執著，他的這種興趣似乎顯得過份熱情和不自然。詩人在一個令人懷疑的宗旨引導下進行創作，他的實踐很可能以失敗告終。他在實踐中所取得的成功，通常不是在理論的框架下實現的，詩人的整套理論，現在看來似乎更像是他自己的美好幻想，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些理論是一種起跑的姿態，是一首序曲。我們很少能感受到那種不可遏制的衝動或者心靈的渴求，迫使詩人順理成章地選擇散文詩這種新的形式進行寫作，他的辯護詞只是自圓其說。當他沒有什麼東西可說的時候，他感覺到他終於找到了表達最偉大事物的手段。但是客觀地說，他的理論也孕育出了一些用其他手法難以完成的罕見的精品，這些精品才是真正的辯護詞，然而總的來說，這一切似乎都是人為的匠心之作。變化即將來臨，他正在悄悄地摸索前行。散文詩是一個轉折的標誌。當真正的靈感降臨，他便丟棄理論，他在《邊沿集》中就是這樣做的，“對每一個教條主義者來說，生活正在某一個地方等待著他，而且最終必將把他逮住。”①生活不但最終會逮住他，而且開始時便已把他逮住了。我們感覺到泰戈爾為散文詩的辯護而提出的“理由”，與其說是充分的，還不如說是防禦性的，而且，他不顧違背自己的本性而貿然行之。總而言之，誠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希望接近普通人民，並且讓他的繆斯腳踏實地，然而他的這個希望卻落空了，散文詩這種所謂的簡潔形式辜負了他的期望。可是事實上，正如我們前面所說，散文詩的簡潔容易使人誤解，我們可以斷言，普通的人們以及普通的讀者，喜歡早期的泰戈爾，勝於喜歡後期的泰戈爾——儘管這兩個時期裡，詩人都進行了大膽的冒險。只有那些日益減少的文學小圈子裡的成員，才欣賞泰戈爾散文詩中的深邃微妙；社會層次的不同，普遍的文化價值或者說“大眾主題”的缺乏②，導致了嘗試散文詩的失敗。僅僅對詩人提出責備是不夠的，我們並不懷疑詩人的真誠，而是懷疑採用散文詩這種形式是否恰當。應當指出，泰戈爾是極其警覺的，他不止一次承認嘗試散文詩的失敗，有時他幾乎發現了那個一直躲著他的失敗的真正原因。這些散文詩也許沒有達到詩人所期望的高度，然而那些最為成功的散文詩，也有其自己的優美之處，而且它們自身的合理性是不能抹煞的。雖然詩人不久便放棄了散文詩寫作，但這些作品卻開創了散文詩的先河，散文詩現在幾乎已成為一種傳統，而且也有一些具有獨創性的名副其實的傑作。泰戈爾的散文詩，給年輕的詩人們以極大的幫助③；因為他們的創作目的與泰戈爾不同，所以他們利用散文詩開闢了新的疆界和領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有些年輕詩人是在對泰戈爾的生活和詩歌觀的嘲笑中開始散文詩創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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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喬治·戈登，《文學原理》第3頁。

②波乃密·多布里，《破桶》導言。

③見阿圖錢德拉·古博塔對採用這種手法的深刻分析。

泰戈爾自己傾向於認為，他改變了創作的形式，那是由於他的思想觀點產生了變化，在藝術史中被稱為“觀察方式”的變化；而且，詩人還覺得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他也許會更加接近時代的精神，更加接近人民。從這一點上來說，詩人的嘗試是為了進一步接觸和探索一直沒有引起他注意的自我和社會這兩大領域，他的嘗試是為了尋覓源泉，尋覓生活與詩歌的密切聯絡。顯然，在作品中，詩人越來越多地關注起那些在生活中被忽視的方方面面，關注起默默無言的芸芸眾生，以及“無主的雜種狗的悲劇”。

詩人用了許多比喻——有時甚至太多了，把自己的上述觀點表達得淋漓盡致。在詩人當時的心境下，庫帕伊河對他來說似乎是一個象徵，象徵著他已經採納的平凡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