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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利》和寫作這些散文詩，是在兩個不同時期進行的，這兩個時期不但間隔的歲月久遠，而且相似之處也不多，詩人在這兩個時期的精神氣質和創作目的大相徑庭，因而創作的緣起不可同日而語。他開始散文詩創作時，已是70高齡，這位已故的智者使他的讀者們大為驚訝。在這種新穎的樣式還風靡不衰之時，便早已有人提出批評。雖然較為年輕的詩人們為泰戈爾的散文詩大唱讚歌，表示衷心的歡迎，但泰戈爾卻感覺到了敵意的存在，有必要進行辯護，於是他便站到了前臺，用書信和文章的形式，闡述他採用這種新的創作樣式的理由，被他說服的人寥寥無幾。在《再次集》導言中，他聲稱他一直在考慮用散文這種手段，作為詩歌語言的最合適形式，為新時代進行創作並滿足時代的需要。詩人這番表白，聽起來自相矛盾，當然人們能夠理解他的意旨所在。泰戈爾不但讓侄兒艾伯寧德拉那特④嘗試散文詩創作，而且在高度風格化的《書簡集》（《隨想集》）中，他自己對散文詩的創作也進行了初步的嘗試，《再次集》是又一次嘗試，但這次嘗試似乎是深思熟慮的，其目的是要發現自由詩和格律詩的融合程度。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裡，詩人的社會意圖及其技能，不但要經受嚴厲的評論，而且還要經受文藝新潮的影響。當然，在泰戈爾沿著自己選定的新的征途上冒險前行之時，並沒有受到鋪天蓋地的咄咄逼人的批評。然而，泰戈爾是“國際性”的，他從各個不同的源泉吸取養分，他敏銳地注意到了左派思想的趨勢，也注意到了歐洲大陸上各個文藝團體的最新動態。總之，他已決定進行一次飛躍，他發表宣告寫作書信，為自己進行適當的辯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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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為節選。

②指泰戈爾創作的晚期。——譯者注③W．B葉芝，《吉檀迦利》導言。

④對許多人來說，艾伯寧德拉那特的散文風格充滿詩意，但不是詩。

⑤這一切後來收在一本叫作《SahityerSwarup》的小書裡，大部分文章原本都是寫給年輕詩人和批評家的書信。

詩人所處的時代日益混亂，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鴻溝逐日加深，中產階級腐朽沒落，為這樣的時代尋找一種正確的詩歌形式，這個任務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是輕而易舉的，泰戈爾是否是完成這個任務的合適人選，以及他所採用的方法是否恰當，都值得懷疑。他時時流露或乞求實現的社會目的，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美麗的幻想。從這一個角度來說，泰戈爾的立場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他的想象的最基本的形式，或者說他的風格基調依然如故，詩人與過去的最大或者說唯一的區別，便是他不再願意使用韻律。為了讓自由詩成為詩歌，韻文的必然走向也許在於其自身的自由，艾略特也說過同樣的話①。泰戈爾自己感悟到（對他來說）擺脫韻律是不夠的，詩歌的措詞實質上戴了一層“面紗或裝飾品”（泰戈爾語），而這一切，散文卻可以棄置不用，這樣便可拓寬詩歌的領域。上面就理論問題進行了概述，那麼實踐如何呢？人們可以斷言，泰戈爾的散文詩只有在自然而然地表現出平淡樸素時才是最精美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詩歌的“面紗或裝飾品”，並非是輕而易舉地從他的風格和手法中消失的。他的散文詩是散文還是詩歌的延伸，這很難斷言；他的散文詩是否體現了我們時代的特徵——各種不同手法的混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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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S·艾略特：《龐德詩選》導言。又見，“我們越是鬆動詩歌法則的束縛，那麼我們越能夠勝利地超越這些法則，……詩人，應當戴著鐐銬，優美地起舞。”（愛倫堡）

泰戈爾用這種新的風格寫了四本書：《再次集》、《最後的星期集》、《黑牛集》和《葉盤集》。人們對這種嘗試譭譽參半，這並不令人驚訝。詩人和讀者曾經一度不知道這種嘗試僅僅是遊戲呢，還是在閒適和精力衰敗時寫出的副產品，或者是一次嚴肅認真的創新？模仿者到處湧現，這一現象詩人似乎早有充分的預料①。這些多產的抄襲者們極為勤奮，他們這樣做盡管違背了泰戈爾本人的意願，但他們的勤奮卻給散文詩這種新的樣式以極大的支援。這種樣式現在已經成為了文學的一種次要形式，說它是次要形式，那是因為迄今為止傑出的作品屈指可數，當然“有趣的”散文詩樣板還是不少的。因此，泰戈爾可以聲稱他為孟加拉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樣式，雖然他自己不久便放棄了散文詩，也許就這一點而論，他給別人帶來的幫助遠遠勝於自己，當然這種新的風格中的某些因素，依然活躍在他後期的所有作品之中。因此，不能說泰戈爾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