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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給你吃馬叮林；明天你肺發現有陰影了，我就給拍一下X光；後天你腦子又有問題了，那我就給去照照CT吧；總之，你那兒有問題我就給你吃治那兒的藥。這時候，人就像是一部機器，壞了那兒我就給你修理那兒。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從來都不關心你今天為什麼胃會難受，是不是因為生氣了，還是因為最近生活不規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理科型思維方式。

我們有時候經常說，牛頓時代的科學實際上是一種非人的科學。因為世界上所有的東西已經被強行安排到一種既定的因果之中，而人只不過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和旁觀者。在這種思維下，比如一個專家在設計一輛車的時候，他只考慮一輛車作為一種單純物質的效能資料，並按照這種物質的效能資料來告訴大家，這車能跑50萬公里沒問題。但實際上，取決於一輛車能不能跑50萬公里，不是車本身，而是在其使用過程中的一系列相關因素。比如開車的人、如何保養、在什麼路況下行駛、氣候等等。也就是說，本來牛頓已經為我們安排好了一種結果，但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人為因素的作用而完全改變了他本應有的結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決定一件事情的最終結果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說，澳門的車與道之間的矛盾非常突出，但澳門的交通次序依然十分良好。這裡面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一群遵紀守法的澳門公民，而不是它充足的道路本身。

這正是被我們經常所忽視的重要一點。

因此我認為，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們目前的交通環境，除了繼續修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透過一種有效的教育，來徹底改變我們目前普遍缺乏的交通意識，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基本道德素養。否則修再多的路也是無濟於事的。

然而坦率地說，我們當下的一代人要想徹底地改變已經很難了。很多“缺德”的行為已經成為這代人一種本能的習慣了。很多權威的教育學理論幾乎一致認為：一個人日後的大部分道德意識以及行為習慣都是在童年時期培養成的。就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所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但是如今我們最缺乏的恰恰是兒童教育。我們的大部分家長几乎都存在著一種嚴重的認識偏差，他們總以為孩子小的時候可以不必教育，到張大了以後再說。即使是教育，我們的大多數家長也是以灌輸知識來完成的。童年教育，這個極其重要的教育時機，被絕大部分中國人給忽略了！而早已風靡世界的有關兒童教育的蒙臺梭利育兒法，更是讓很多的中國家長聞所未聞。

一種對兒童教育的真空，導致了中國的絕大多數兒童失去了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次學習機會；而正是由於這種失去，從而使我們現在普遍缺乏一種道德意識和教養。每天，只要你稍為留意一下你就會發現：人們一臉麻木地穿行於各道路口，面對紅燈熟視無睹。腳踏車上，父親載著女兒，母親馱著兒子，無所顧及地橫行霸道，任憑後面的汽車狂鳴，老子就堵在路中，你敢把我怎麼樣？警察在一邊視而不見，把所有注意力投向了機動車。於是在中國又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怪現象：對機動車的違章嚴加看管，而對行人、腳踏車的違章卻熟視無睹。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人說，相對於機動車來說；腳踏車、行人都是弱者，因此要管就管強者，而弱者則應該同情。

這又是一道難解的中國邏輯。

民族品牌的價值

我不知道這種邏輯是誰發明的，在一種法律的公平效用中，居然還能分出強者和弱者。這種邏輯無疑於告訴我們：一個小孩可以去偷一個女人的東西，因為小孩是弱者，而那位女士也可以隨便去搶一個男人的東西，因為女人是弱者，而一個八十歲的老頭更能隨心所欲地想幹嘛幹嘛，因為一個八十歲的老頭肯定是弱者啊！於是，警察們就把所有的注意力盯住了那些“強者”，而那些弱者們則繼續大搖大擺的在革命的道路上為所欲為。就算有時候一不小心命會被革掉，但依然昂首挺胸我行我素。這或許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學說吧：劫強濟弱！

我有時候在想，中國的素質教育為什麼總是搞不好，就是因為我們老有這樣一幫人，整天吃飽了撐的湊到一起就開始胡說八道。

當然，也有人實在看不下去的，於是瀋陽、深圳等地相繼出臺了一項真正體現法律公正原則的交通法規，俗稱“撞死白撞”。在這個法規裡，任何腳踏車及行人如果由於自身違章而造成人身傷殘甚至死亡的，後果一律自負。而無違章行為的機動車對此一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應該是一項公正的法律，它一方面真正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