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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是對那些視交通法規為兒戲的人的一種威懾。據悉，這項法規出臺以後，當地的惡性交通事故明顯降少，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在中國的大多數地方包括北京，依然如故。那些被保護的“弱者”們依然無法無天，馬路上你到處可以看到那些“缺德”的現象，逆行、搶道、闖紅燈……假如有一個路口紅綠燈出了故障，那麼在一片擁擠不堪鬼哭狼嚎的車流、人流中，誰都在爭先恐後中為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當代中國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問號：我們的文明究竟丟失在哪兒？

我曾經在北京的和平里附近，與一位在馬路中間騎車的中學生有過這樣一次對話：

“你這樣在馬路中間騎車多危險？”

“危險什麼？”

“你看兩邊都是來來往往的車，你不怕被撞到？”

“嘿，誰敢撞？”

“別忘了，你這樣騎車是違章的。”

“違什麼章？誰說我違章了？”

“你騎的是汽車道，難道你不是違章？”

“違章又怎麼了，又沒人管。”

“你不怕你父母擔心你，這麼騎。”

“擔什麼心，你看現在誰不是這麼騎的？”

“你們老師跟你們說過嗎？要遵守交通規則。”

“他還說呢，他自己還不是這麼騎的。”

“那你父母也沒跟你說過，騎車要小心？”

“說是說過，但他們也不是就這樣騎的麼。”

“難道你一點都不認為這樣違章是不對的？”

“什麼對不對的，不都是這樣的，難道你沒看見？”

……

我們之間的對話是在這位中學生的反問中結束的。而且最終是以我無言以對為告終的。好象已經有很多次了，經常是在明明是對方的繆誤中我卻敗下陣來。就像在本書中我一直在艱難地解讀著一道又一道中國的功課以及中國的邏輯。在這裡，我們又碰到了一道中國的功課：一箇中學生之所以能夠在一種目無法規的狀態中逍遙自在，是因為沒有人告訴他這種違章行為是可恥的；是因為他的父母他的老師以及他眼中的所有人“不都是這樣的，難道你沒看見？”；是因為他被視為弱者而弱者是理應得到保護的；是因為我們的警察先生不管所以這就是意味著法律對這種行為的助紂為虐；於是，一種廣泛而普遍的“缺德”行為就是在這樣一個合理合法的氛圍中光芒誕生。而且是顯得那麼的理直氣壯、有一種非凡的“天降大任於我”之凜然態勢。面對如此邏輯，我們除了瞠目結舌之外還能幹什麼？

2003年1月18日，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附近，我親眼目睹了兩位老外在十五分鐘之內無法穿越馬路的“人間喜劇”。當時，只見兩位老外站在馬路邊，紅燈時他們自然等待，此刻儘管他們身邊的國人個個“見紅”不懼依然橫穿路口；然而好不容易等來了綠燈，只見那老外剛想邁步卻被依然橫貫東西的車流、腳踏車流、人流欄住；於是他們只能期待著綠燈的再一次出現。就這樣持續了大約十五分鐘，期間，我看見老外的肩膀隨著他們穿越綠燈的企圖一次次的失敗而聳了無數次。當時，人人都在爭先恐後地爭分奪秒，沒有人注目於路邊的兩位尷尬的站立者。此刻，突然有一句話在我耳邊嘹亮響起：“絕對遵循德性而行，不是別的，只是依照我們固有的本性的法則而行。”

這是早在三百多年前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說的。

我相信那兩為老外一定是在遵守斯賓諾莎的諾言，遵守人本身應該固有的一種“德性”。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的“德性”又在哪兒呢？

1945年8月30日下午3點左右，盟軍總司令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嘴裡銜著菸斗從“巴丹號”走下飛機來到日本的時候，他曾經十分傲慢和鄙視地說，與美國人相比，日本人只是一個12歲的小孩。這句話當時深深刺痛了大和民族。然而，日本人並沒有像我們這樣，以一種激烈的民族之尊感去與美國人較勁，而是在一種沉默中，默默地完成著一個民族高貴的夢想。幾十年以後，當一個二戰時期戰敗國的東方小國，以一位世界第二尊貴者的身份傲視群雄的時候，日本人終於以自己輝煌的成就，可以在麥克阿瑟將軍的墓碑上這樣寫道：與日本人相比，美國人只不過比我們多了一個備用輪胎！

“戰爭結束時，日本列島幾乎化為一片廢墟，剩下的唯一財富大概就是在日後締造了一代繁榮的日本人了”。這是一位中國的學者說的。

“如果有一天，我們在全世界的可口可樂公司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