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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否擁有超越他們前輩的創造能力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我承認，這一代人比老一代擁有更多的知識和視野，但在人性上卻比上一代人脆弱很多，而且他們的“成功”之路往往也是消融他們自身的過程。為了寫這本書，我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其中最多的是這些學生自己寫的文章，令我非常吃驚的是，絕大多數的孩子都活得非常壓抑，他們大都是在一種被剝奪自我的狀態下生活著，麻木與消極、悲觀與厭世是其共同的特徵。在這些文章中，我幾乎沒有看到過誰有什麼遠大的理想和信念，個個似乎都在期待著儘快完成父母和學校予以他們的目標…………考上大學，似乎考上大學就是人生的終極目標。我真的懷疑，如果這真的是這一代人普遍心態的話，那麼我們還能指望他們什麼呢？

不僅如此，我們不僅用應試教育的模式把所有人捆綁到了一輛戰車上，而且我們應試教育本身也是一種扼殺個性和想象力的教育。一個叫洪蘭的臺灣人，他九十年代以前一直在美國教書，1990年他回到臺灣教書，而他的孩子也同時回到臺灣讀小學，然而，麻煩便開始出現了：

1991年我回臺灣教書，我的孩子插班去讀小學三年級。第一次月考時，滿堂紅，全部不及格。令我驚訝的是，他對考試不及格忿忿不平，認為問題不在他而在老師。我把卷子拿來細看，發現標準答案非常死板，完全不讓孩子有想象的空間。例如，自然科的考卷中有一道問題：蚯蚓喜歡生活在（1）沙灘（2）大樹下（3）菜園裡（4）水溝中。標準答案為（3）菜園裡，但事實上任何陰溼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蚯蚓。我兒子選了（2）大樹下。因為我們在美國的家，後院有棵水蜜桃樹，每年夏天果實累累，常來不及吃就掉下來，在地上積起厚厚一層爛桃子，因此大樹下真的有無數的蚯蚓在那裡鑽動。所以兒子很自然地就選了大樹。數學沒及格的原因是他做除法的方式與臺灣老師所教的有一些不同，答案是對的，但是寫餘數的方式臺灣與美國的寫法不一樣，老師全部給他半對，扣去一半的分數。

孩子心中一直忿忿不平，認為老師不應該扣他分，因為他認為只要他會做，得到同樣的答案，用什麼方式應該是他的自由。在往後的三年裡，他的這個想法給他帶來極大的苦頭。因為他一旦學會一個方法，便會始終用同一種方式去做題目，每次都想找捷徑，嘗試新的方法。對標準答案他也很不能接受，常去找老師爭辯，最後的結果是老師不喜歡他，同學也不喜歡他，上學變成很痛苦的事。他開始逃學，發展成身心症，一上學就生病，不上學就好好的，鬧了很多年，最後回到美國學校上課才解決。

這件事令我對創造力開始深思。在大學課堂上，我常對大學生的被動與聽話感到驚訝，現在我知道其來有因；他們從小將被訓練成這樣，只有熟背標準答案的人才能透過層層考試的關卡，進入國立大學就讀。每次看到埋頭猛抄筆記，對老師的話全盤通收，對書本的看法更是深信不疑，我就感到很憂心……

所以我開始尋找有關創造力的思考方法的書，想把它引介到臺灣來，因為在現在的世界裡，墨守陳規是會被淘汰的。我們已經脫離了以往替別人加工、代工的階段，現在要能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才能反淘汰，才能生存，而這個改變必須要從學校做起，從教育中去啟發與鼓勵創造力。

…………《不同反響的創造力》【美】羅伯·史登堡著洪蘭譯

我之所以選用一個臺灣人的這段文字來闡述一種現象，不是因為大陸沒有這樣的例子，相反大陸教育在這方面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使我感興趣的是，洪先生透過自己兒子在兩種不同教育環境下所發生的碰撞，引發了他對如何培養一個人創造力的濃厚興趣。由他翻譯的《不同反響的創造力》一書，已經由中國城市出版社於2000年在大陸出版。

一個類似的例子曾經發生在上海的一所小學裡：

在一次春遊活動中，老師給六年級的學生布置了一道以“春天”為題的作文。回來後學生們紛紛交了作文。61名教學生中大多以“春天好”為主題，讚美春天的和風細雨、花紅柳綠。惟有學生王曉的作文與眾不同，認為“春天並不好”；春天細菌繁殖旺盛，春天易流行感冒；春天雨水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很煩人，像個愛哭的小姑娘，總也止不住……結果，他受到了嚴厲批評。老師認為：“古往今來一些文人都誇春天好，說春天不好是動錯了腦筋，胡思亂想。”

……

——引自《文匯報》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基礎教育中，我們一貫是以所謂的標準答案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