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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科學家，所以當一個歌星和科學家站在一起的時候，科學家被冷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們用不著為此而感慨什麼。

沒有誘夢的環境，自然就不會做夢，而不會做夢的人，自然就缺乏創造力，而一個缺乏創造力的人自然就只能是一個跟隨者，這是一種鐵律。

大家知道，為了鼓勵中國科技人員能有更多更傑出的創造發明，中國從1989年起設立了國家自然科學最高獎，每兩年頒發一次，從1999年開始改為每年頒發一次。但令人關注的是，國家自然科學獎已經連續四年出現了一等獎空缺的現象。另外在已經評出的“2002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果”和“2002年度中國十大科技成果”中，在前者十項成果中只有一項是有中國人參與的專案，而在後者中，沒有一項是具有中國人自己創造發明的原創性成果，這所謂的十大成果都是跟隨西方科技腳步的產物。科技界已經對此發出了驚歎。很多人在分析其中的原因，其中科研經費的嚴重缺乏被認為是主要的原因。據我所看到的一份1998年的統計數字表面，中國科學院每年人均科研經費是3000美元，而臺灣科研人員的經費是60000美元，也就是說，臺灣一個科研人員每年的科研經費要比大陸的高出20倍！大陸很多科研機構連正常的生存都困難重重，因此也就談不上專心致志搞科研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董光壁教授早在幾年前就說道：

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空白……表面了中國科學水平在下降，意味著中國科學事業的危機。原因何在？中國科學家的智力水平低下嗎？不！是中國科學政策出了問題。這問題主要是過於偏重科學的實用價值。這種偏向不是一時的，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吳大猷先生為了糾正這種偏向呼籲了幾十年，沒有得到來自政治的反響。

現在中國經濟不發達，要求科學家為推動經濟發展作貢獻無可厚非。但以降低科學水平為代價爭取經濟增長未必明智。不僅利用別國成熟技術的後發優勢將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喪失，甚至由於科學水平差距拉大利用公共科學原理髮展技術的機會也會落空。科學不只是人類適應生存的手段，更是人性本質力量的反映。發展科學是成就人性的一個及重要的方面。……………引自《書摘》1998年4期

扼殺創造力

中國的實用主義有時候是非常可怕的，我們所付出的每一分錢幾乎都是急功近利的。我們似乎從來就沒有形而上的精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永遠不可能產生在中國的，因為相對論換不來一個養雞場或是一條製造帕薩特轎車的生產線，中國人要求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必須是實用的、物質化的。陳景潤之所以出名，實際上根本不是由於他算出了什麼“歌德巴赫猜想”，而是因為他作為一箇中國人而獲得了世界數學界的認可，僅此而已，知道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歌德巴赫猜想”本身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東西，我們不會認為陳景潤做出了“歌德巴赫猜想”是體現了一種人的形而上的思維本質力量，而是他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為咱中國人贏得了面子。至於陳景潤計算出的是“歌德巴赫猜想”還是“巴歌啼叫猜想”，這與我們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近幾年來，我之所以不再從事為中國企業做策劃的事宜，其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國的很多企業缺乏信譽，他們在獲得了你為他付出的辛勞並大獲益處之後，往往會以各種理由拒絕給你報酬；二、中國的企業家缺乏真正的品牌意識，他們根本就無法容忍一個品牌的構成需要一個打造過程，他們花出去一分錢恨不得馬上就要賺回一百塊。這很像我們的中國足球，換教練就像大款換“小蜜”一樣頻繁，聘用一個教練必須在短時期內衝進世界盃或者獲得甲A冠軍，因此往往等有些洋教練連時差都還沒倒過來輸了兩場球就“下課”聲四起了。我們什麼東西都不會有太長久的規劃，領導們只考慮在自己的任期內有所業績以便能當上更大的官，所以“短、頻、快”就成立中國的一大特色。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大方正的創始人王選先生指出：“……只有一個集體長期多年積累的奮鬥，加之出類拔萃的學術帶頭人和一批努力奮發的人才，才可能在國際某個領域有突破性的成果。”……………引自《書摘》1998年4期

一個本身就缺乏形而上精神的國家，再加上急功近利的短視症，我們無法突現有創造力的世界性貢獻是用不著大驚小怪的。而且我認為更要命的是，當原先一代人漸漸老去，當後一代獨生子女為代表並從應試教育的強化模子裡成長起來的“新新人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