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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回憶到這段經歷時,好像是在對我說:“不在於別人瞧得起瞧不起,而在於自己瞧不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努力,在哪裡幹都沒出息。當時書記是譚震林兼,但他專注搞他的地方工作。我是副書記,我和參謀長趙俊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商量,召開幹部大會。我就講,不管野戰軍、地方軍還是民兵,都是國防工作的需要,沒有高人或低人一等的問題。現在任務輕了,那就更可以集中精力把民兵工作做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們3個人都是下了決心的,決心老死杭州!哪個不願幹可以報名調走。”
好一句“老死杭州!”從狂風激浪和戰火硝煙中走來,他在浙江的生活相對是恬靜的,如涓涓溪流。
初到杭州,組織上安排我們住在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館。全國解放後,中央人民政府宣佈,原國民黨政府及其官僚資本的財產歸國家所有,杭州地區沒收的房產就由當地的黨政軍機關和部門分別使用。說起司徒雷登,國人並不陌生,中學教科書中選用毛澤東的那篇檄文《別了,司徒雷登》,讓大家知道了這個美國人,雖然,現在有人說這裡多少有些歷史的誤會。這個大名鼎鼎的豪宅,父親去看了看,他說,這怎麼行?把它改作招待所。當年在浙江軍區工作的林傑同志還記得:“負責安排的副參謀長趙俊解釋說,你是這裡的最高首長嘛!張愛萍說,什麼最高?生活上的事,向老百姓看齊,不向美國佬看齊。”
我們搬到了萬松嶺,90年代我故地重遊,這裡已改為司令部的通訊總站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經過整理後,朱總司令、董老,還有少奇同志來杭州時都在這裡下榻。後來我們搬去南京,安排在人和街11號,住進去後又搬了出來。父親說我不能住這樣好的房子。身邊的工作人員不服氣,說你搬走了,其他軍區首長不照樣住?父親一下子惱怒起來,說:“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住不住司徒雷登的房子,對父親來說,不過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樁,在他的記憶中早就消失了。還是林傑同志回憶:改為招待所後,機關同志可以散步到西湖邊了,每當看到這座豪華漂亮的公館,都感慨萬千。不要小看了這點事,張司令員住房子的故事,在部隊的幹部、戰士中不脛而走,尤其在剛剛解放了的杭州老百姓中,對比國民黨大員驕奢淫侈的做派,給這個人間天堂帶來了共產黨執政後廉潔務實的風氣。
林傑同志寫過一篇文章《終身難忘的黨課》,記述了當年我父親給軍區機關講黨課的情景。他說,我提了個問題,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政黨區別的最重要的標誌在哪裡?張司令的回答使我震驚。他說,除了黨的綱領外,主要看領導人的言行。言和行,主要在觀其行。不要被政客們的花言巧語所矇蔽!林傑說:“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仍是那麼新鮮,那麼值得回味。”(注:《緬懷張愛萍》357頁)
他可以按時上下班了,可以到幼兒園去看望我了。記得他曾給我帶來塊巧克力糖,看著我把它吃掉。他走後,老師就懲罰了我。知道嗎?你違反了紀律,家長帶來的東西是一定要上交的,由老師平分給全班小朋友。你既然吃獨食,那好,以後別人的東西就沒有你的份了。我很痛苦,倒不是因為吃不到別的小朋友的糖果,而是為自己被逐出了這個集體而傷心。
那時正趕上三反五反,父親要母親和他一起回憶自己有沒有佔過公家的便宜,母親說後勤的張渭清同志曾送過一支派克鋼筆,父親說,那要交出來。還有當時公家給每個人做一件便裝,父親說,順便也就給你媽媽做了一套,這屬於佔公家的便宜,他做了檢討,補交了錢。
這算是“賦閒”嗎?在我的記憶裡,父親和我談過他和陳老總有一段關於賦閒的談話。大意是這樣的:陳老總對我父親說,人啊,這一生很難琢磨,這話是毛澤東講給他聽的。1943年,華中局有人告狀,中央把他從前線召回延安,他以為毛澤東是要報在閩西時的一箭之仇。(注:在紅4軍時,陳毅、朱德同毛澤東有過分歧和爭論,之後,毛澤東被免去了職務)但毛說,人家要你幹,你就幹;不要你幹呢,你就休息嘛!讀些書,下下棋,你不是會下圍棋嗎?他這一說我就頓悟了……
父親是不是也頓悟了呢?他沒有說。當然,他可不像陳老總那樣有高超的棋藝和雅興。他只是說了句:“陳老總對我說,你這個同志啊!太呆板了。”
他有自己專注的領域。
浙江,真是個有意思的地方。在全國,它幾乎是地域面積最小的一個省份,但它所屬的島礁卻又是全國最多的,達3000多個。它的海域面積超過了陸地的兩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