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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艘艦艇都冠以一個地名為其稱號。護衛艦以大城市為名,如南昌、廣州;炮艦的名字要小些,如延安、瑞金;登陸艦以名山大川為號,如井岡山、泰山;黃河、海河;前者稱“山字號”,噸位大些;後者稱“河字號”,噸位小些。就像一個嬰兒降臨時,他的父母總想給他起個好聽的名字。我不知道這些創業者們當時是怎麼考慮的,這些名字看起來很平常,但想想似乎也沒有更好的稱謂了。總之,大概是想告訴水兵們,即使是遠航到天涯海角,也不要忘記祖國,不要忘記家鄉。
粟裕並沒有因為父親對他的不恭敬而對海軍的閱兵式冷淡,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去年的今天,我們還一無所有,但一年後,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我們建設起了一支像樣的海軍,這在世界各國建軍史上,都應該算是個奇蹟。”三野各個兵團的司令和省委書記宋時輪、葉飛、王建安、江渭清、吳芝圃都專程趕來了。老戰友們的到來使父親感到欣慰,他知道,他們是來為海軍的成長做歷史見證的;同樣,海軍的事業也折射出第三野戰軍領導核心的戰鬥情意。
在紀念海軍司令蕭勁光的文章中,我看到這樣一段故事:1950年3月,新上任的海軍司令員蕭勁光風塵僕僕到了山東威海。為了過海到劉公島考察,向當地漁民租了一條漁船。航渡中,隨行人員告訴漁民,你們知道嗎?搭乘你們船的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中國的海軍司令啊。船老大大為不解,疑惑地說:“海軍司令還要租我的漁船?”蕭勁光為此受到刺激。我無法考證這個故事的真偽,但它卻形象地道出了海軍當年的尷尬。我想值得蕭司令慰藉的是,一個月後,他的部屬,華東海軍,在草鞋峽江面上,以134艘艦艇的陣容為他出了這口鳥氣。
5 首長和戰友
記得是在1992年,那時我還在總參工作,計劃搭乘最新引進的美國“黑鷹”直升機勘察西藏中印邊界方向上的地形。因為一個臨時情況延誤了登機,這架飛機剛升起來就遇到一股強烈的橫向氣流,在緊貼側方的山崖上撞得粉碎。好險啊!我覺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左右著人們的命運。我和父親閒聊時談起這些生活中的故事,他一點也不驚訝,他說:“要做事情總會遇到危險,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就接著幹。”
“和死神擦肩而過的事,這一生你遇到過幾次?”我問他。
“86年,檢查出我有癌,擴散沒有不知道,手術前,我回憶了自己的一生,算起來,遇到過的致命危險有9次。第一次是在紅14軍,第二次是長征打遵義,楊尚昆說,是鄧萍替你死了。……海軍有過一次,那是出海遇上了風暴……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戰爭開始,華東沿海的形勢也緊張起來。我們從蘇聯買了些海岸炮,部署在長江口,吳淞、川沙、浦東、佘山;還有嵊泗、舟山、岱山一帶。那時我正在學習操船,勘察時我自己指揮,下達口令,有時也自己駕駛。林遵說的也對,你們是陸軍來的,是外行,外行怎麼領導內行?毛澤東說,從來都是外行領導內行。但我可不能以外行自居。從頭學起,學開船、學航海、學輪機。只要有機會我就上船,熟悉軍艦,熟悉海上生活。先從駕駛開始,學習停靠碼頭。船長們要向我報告,我說,今天我是你的學生,先就從如何下達起航命令開始。學習停靠碼頭時,我才知道應該逆水停靠。先在江裡學駕駛,經過九江,我想都說不識廬山真面目,是啊,不親自上去,不自己親自實踐,怎麼識得真面目?我帶著大家遊了廬山。
“江裡學會了還不行,我們不是江軍,是海軍,我開始駕船出海。結果遇到了麻煩……
“我乘的遵義號炮艦,一出岱山港就遇到風暴,艦長是商船學院畢業的。我只知道要迎著風浪,船被拋起來,螺旋槳都露出來了,舵輪兩個人都把不住,就躺在地上,用腳蹬住。船身傾斜得非常厲害,在風浪中前後俯仰不怕,就怕左右搖擺。大家都慌了,風浪越來越大,我想這下有麻煩了。有一個班長,是跟徐時輔到美國接船的,很有經驗,說只能倒著走,把船尾對著浪峰。可怎麼掉頭呢,兩個浪頭間隔很短,轉一次不行,轉兩次不行,第四次才調過來,衣服全溼透了。回到岱山,蘇聯顧問要擁抱我,說我以為這次可完了!我這才體會到氣象的重要,海軍開始設立氣象部門了。”
在海邊生活過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風暴過後的大海出奇的寧靜,像一湖秋水,如一灣寒塘。太陽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