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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波利安回答道，無意中也為她解了圍。

“這和以法治為基礎的社會確實不同調，至少就目前的社會形態而言是如此。這是一種平衡之舉，既要尊重個人，也要尊重那些可能因精神病患者而受害的人。每個個案都不同，因此每個病患必須個別治療。但我們精神醫學界難免也會出錯，將不應該出現在大街上的人給釋放出來。”

“好了，我想我們不需要太深入探討社會政治學。”包柏藍斯基小心地說。

“當然，”泰勒波利安說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特殊案例。但我想說的是，各位都得了解莎蘭德是個需要醫護的病人，就像任何因為牙痛或心臟病而需要醫護的病人一樣。她還是可能痊癒，如果趁她還能夠醫治的時候接受治療，她就會好起來。”

“這麼說你並不是她的醫師？”法斯特說。

“莎蘭德的案例牽涉到許多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她十來歲時是我的病患，而當她滿十八歲，被法院判定接受監護時，我則是負責評估的醫生之一。”

“能不能請你對她的背景稍作介紹？”包柏藍斯基說道：“她會因為什麼原因殺死兩個陌生人，還殺死她的監護人　？＇…＇”

泰勒波利安醫師笑了起來。

“這點我無法告訴你。這幾年我並沒有追蹤她的病情，因此不知道她目前精神異常的狀況到達哪個階段。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她一定認識安斯基德那對男女。”

“你為什麼如此肯定？”法斯特問。

“莎蘭德治療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從未作過完整的診斷，因為她不肯接受治療，每次總是拒絕回答問題或配合任何形式的療法。”

“所以你其實並不知道她到底有沒有病羅？”茉迪說：“我是說既然沒有作過診斷。”

“我們這麼說吧。”泰勒波利安醫師回答道：“莎蘭德送到我這邊的時候快要滿十三歲。她有精神病，出現了強迫行為，而且明顯有妄想的症狀，因此被強制送到聖史蒂芬，接受我的照護達兩年之久。之所以送她進精神病院，是因為她整個童年時期，對同學、老師和熟人都展現極端暴力的行為，一再地因為傷害行為被告發。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