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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例如性犯罪案件中的心理學家，以及有外國人涉案時的口譯人員。你們只是因為對主要嫌犯有多一層認識，才擔任平民顧問的角色。”弗雷克倫緩緩地點了點頭。

“好吧。米爾頓要加入警方的調查工作，試著協助逮捕莎蘭德。還有什麼嗎？”

“有啊，就米爾頓而言，你們的任務只需查明真相，如此而已。但我要知道這三個人是不是莎蘭德射殺的，如果是的話，又是為什麼。”

“關於她的涉案有任何疑問嗎？”賀斯壯問道。

“警方掌握的間接證據對她非常不利，但我想知道這整件事有沒有另外一面，例如有沒有我們不知道的共犯，也許此人才是真正開槍的人，又或者有沒有其他至今未知的情形。”

“在三屍命案中要找出可斟酌減刑的情形並不容易。”弗雷克倫說道：“如果我們要找的是這個，就得假設她有可能是清白的。可是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阿曼斯基說：“但你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地支援警方，協助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逮捕她。”

“預算呢？”弗雷克倫問道。

“未定。你們花了多少錢要隨時讓我知道，如果失控，就得結束案子。不過姑且假設至少會持續一星期，從今天開始算起。既然我是這裡最瞭解莎蘭德的人，你們應該把我列為訪談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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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迪飛奔過走廊，衝進會議室時，同事們都剛剛入座。她走到包柏藍斯基旁邊坐下，就是他召集了調查小組所有成員開會，其中也包括初步調查的負責人。法斯特惱火地橫了她一眼，然後開始作開場白。是他要求開會的。

他一直在深入調查這些年來社會福利部與莎蘭德之間的衝突－－他稱之為“精神病患線索”，也確實蒐集到不少資料。法斯特清清喉嚨之後，轉向坐在他右手邊的男人。

“這位是彼得·泰勒波利安醫師，烏普薩拉聖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醫師。很感謝他來到斯德哥爾摩協助調查，並告訴我們他對於莎蘭德的瞭解。”

茉迪打量著泰勒波利安醫師。此人身材短小，一頭鬈曲的棕發，戴一副金絲眼鏡，還留著小山羊鬍。穿著輕便，米色燈芯絨夾克、牛仔褲和鈕釦一路扣到脖子的淡藍色條紋襯衫。他的五官分明，外表有些稚氣。茉迪曾遇見過泰勒波利安醫師幾次，但從未與他交談。她就讀警校最後一學期時，醫師曾經去發表過關於精神疾患的演說，還有一次在課堂上，他提到了精神病患者與年輕人的精神病態行為。另外她出席過一名連環強姦犯的審判，當時泰勒波利安醫師以專家證人的身份被傳喚出庭。這幾年來，泰勒波利安醫師參與過許多公開辯論，已是瑞典最知名的精神病學家之一。他嚴詞抨擊精神病護理預算削減導致精神病院關門大吉的情形，因而成名。那些明顯需要受照顧的人被丟到街頭，註定要成為遊民福利案例。自從外交部長安娜·林德①遇刺後，泰勒波利安醫師一直是某政府委員會的一員，該委員會也提出了精神病護理預算日益減少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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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娜·林德（Anna　Lindh，1957－2003），於一九九八年至二○○三年間擔任瑞典外交部部長，於二○○三年被刺身亡。刺殺她的是一名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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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波利安一面向組員們點頭致意，一面往自己的塑膠杯裡倒礦泉水。

“我們得看看有沒有我能幫得上忙的地方。”他謹慎地開口說道：“像這種情況，我實在很不願意看到自己的預言成真。”

“你的預言？”包柏藍斯基不解地問。

“是的。很有諷刺意味。安斯基德命案發生當晚，我正好在上一個電視談話節目，討論我們社會上幾乎無所不在的定時候彈。真可怕。當時，我並沒有特別想到莎蘭德，但是我舉了幾個例子，都是應該接受治療卻還在大街上自由活動的病患－－當然我用的是化名。我推測光是這一年內，警方將必須偵破六起由這一小群病患所犯下的殺人案或過失殺人案。”

“你認為莎蘭德也是這些瘋子之一？”法斯特問道。

“我們不會用“瘋子”這個字眼。不過她毫無疑問正是那種神經緊張的人，我若有權決定，就不會讓這樣的人進到社會中來。”

“你是說她在犯罪之前就應該被關起來？”茉迪問道：“這並不完全符合一個法治社會的原則。”

法斯特皺起眉頭，對她露出不快的神情。茉迪不明白為什麼法斯特對她似乎總是如此不友善。

“你說得一點也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