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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無息地開啟門。她開啟門廳的燈，知道從外面看不見，然後旋開筆式手電筒照路前往臥室。百葉窗簾緊閉著。她讓光束對著染了血的床，想起自己曾在這張床上瀕臨死亡，忽然對畢爾曼從此消失在她的生命中感到深深的滿足。

她到犯罪現場來是為了解答兩個疑問。第一，她不明白畢爾曼與札拉之間的關係。她深信兩人之間一定有關聯，卻無法從畢爾曼的電腦中找出蛛絲馬跡。

第二個問題始終令她困擾不已。幾個星期前夜訪時，她便注意到畢爾曼已將她的資料從他儲存所有監護檔案的檔案盒中取出。失蹤的那幾頁是監護局給他的簡報的一部分，其中非常扼要地簡述了莎蘭德的精神狀態。畢爾曼已經不再需要這些，有可能是清理出來丟掉了。但話說回來，案子尚未了結，律師絕不可能丟棄相關檔案。何況這幾頁原本是放在關於她的檔案盒中，但找遍他的辦公桌或附近各個角落就是找不到。

她知道警方拿走了關於她的案子和其他一些資料，但仍花了兩個多小時地毯式地搜尋公寓，也許警方遺漏了些什麼，但最後結論是沒有。

廚房有個抽屜裡裝滿各式各樣的鑰匙：一些車鑰匙，還有一把大樓住戶共用的鑰匙和一把掛鎖鑰匙。她靜靜地爬上閣樓，試開所有的掛鎖，最後找到畢爾曼的儲物間，裡頭有一些舊傢俱、一個堆滿舊衣的衣櫥、滑雪板、一個汽車電池、幾個裝書的紙箱和其他一些廢物。由於沒什麼重要發現，便下樓去，利用共用鑰匙進入車庫。她找出他那輛賓士車，只花了幾分鐘，同樣無功而返。

她沒有特意再跑一趟他的辦公室。因為幾星期前，大約就在她上一次造訪他的公寓前後，也才剛剛去過，她知道過去兩年間，他很少去辦公室。

莎蘭德回到畢爾曼的公寓，坐在客廳沙發上沉思，幾分鐘後起身走回廚房，開啟放鑰匙的抽屜，然後一一檢視。有一組是前門的門鎖和安全鎖鑰匙，但另一把卻是生鏽的舊式鑰匙。她略一皺眉，隨後抬頭望向流理臺上方一個櫥櫃，畢爾曼在那裡放了二十包左右的種子，香草園用的種子。他有避暑小屋。或者在什麼地方有塊田地。這就是我遺漏的。她花了三分鐘，在畢爾曼的帳本里找到一張六年前的收據，顯示他請人整修過車道。接著一分鐘後又發現一份地產保單，地點在瑪麗弗雷德外圍的史塔勒荷曼附近。

凌晨五點，她順路到手工藝街最頂端、和平之家廣場旁的7－11買了一大堆比利牌厚皮比薩，一些牛奶、麵包、乳酪和其他食品。另外也買了一份早報，頭條的標題很吸引她。

通緝女子潛逃出國？

這份報紙不知為何沒有指名道姓，只稱呼她為“二十六歲女子”。文中聲稱根據警方內部的訊息來源指出，她可能已逃出國外，目前人可能在柏林。警方顯然是接獲密報，有人在克羅伊茨貝格區某間“無政府－女權主義俱樂部”看見她，據描述在這傢俱樂部出沒的全是與恐怖主義、反全球化主義與撒旦教派等等有關的年輕人。她搭乘四號公車回到索德馬爾姆，在羅森倫德街下車，走回摩塞巴克的住處。喝了點咖啡並吃了一份三明治後才上床。她一直睡到傍晚，醒來後評估了一下，決定該換床單了。於是利用星期六晚上打掃公寓，將垃圾清運出去，報紙裝進兩個塑膠袋後放到樓梯間的紙箱內。她先洗了一堆內衣褲和T恤，接著是一堆牛仔褲。髒碗盤全放進洗碗機後，啟動機器。最後吸了地板再用拖把拖過。到了晚上九點，已是滿身大汗，便放一缸熱水，倒入大量泡泡沐浴精，然後放鬆地躺著，閉上雙眼沉思。午夜醒來時，水都冷了，她才爬起來擦乾身體，回床上去睡，而且幾乎頭一沾枕就睡著了。星期日早上，莎蘭德開啟電腦後，看到所有關於米莉安的白痴報導都快氣瘋了，心裡又難過又愧疚。她犯的罪就只是：她是莎蘭德的，……舊識？朋友？情人　？＇…＇

她不太確定用哪個字眼形容她和米莉安的關係最恰當，但無論是哪一種關係，現在恐怕都結束了。認識的人的名單正快速縮減，如今又得刪掉一個。被媒體報導了這麼多，她不敢想像她的朋友怎會想和莎蘭德這個神經病女人再有任何牽連。

想到這裡她便憤怒不已。

她背下記者的名字：東尼·史卡拉，這個始作俑者。另外她也下定決心，有一天要去找某個可惡的專欄作家算帳，照片中的他穿著格紋夾克，文章裡則不斷以戲謔的口吻稱呼米莉安是“施虐受虐狂女同志”。莎蘭德將來要處置的人數不斷增加，但首先得找出札拉。找到他之後要如何，她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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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維斯特在星期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