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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起來很有趣。你想知道什麼？”

“我要你到索格恩斯卡醫院做一份工作場所報告。我們就把報告簡稱為‘ER’，目的是觀察真實場所與電視劇之間的差異。我要你到醫院的急診室與加護病房觀察幾天，和醫生、護士、清潔工……總之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員談談。問問他們的工作情形，問他們確實都做了些什麼等等。當然還要拍照。”

“加護病房？”歐森問道。

“沒錯。我要你把焦點放在針對重傷病人進行後續護理的一一C病房區。我要知道整個區的規劃格局、有誰在那裡工作，還有他們的長相與背景。”

“除非我記錯了，不然一一C區應該有個病人叫莉絲·莎蘭德。”

歐森果然不是剛出道的菜鳥。

“那可有趣了。”布隆維斯特說：“找出她住哪間病房、隔壁住了什麼人、那一區的例行公事為何。”

“我覺得這應該完全不是這則報道的重點。”歐森說。

“我說過了……我要的只是你調查的結果。”

於是他們交換了熱郵信箱。

護士瑪莉安進來的時候，莎蘭德正仰躺在地板上。

她“咦”了一聲，對患者在加護病房的這類行為是否恰當表達質疑。但她也承認，這是病人唯一的運動空間。

莎蘭德汗流浹背。她聽從理療師的建議，花了三十分鐘做舉臂、伸展與仰臥起坐。其實她每天都有一長串的動作要做，以強化三星期前動過手術的肩膀與臀部肌肉。她呼吸粗重，只覺得身體狀況奇慘無比。雖然很容易疲倦，左肩很緊，而且稍一用力就痛，但確實正在逐漸復原。手術後不斷折磨她的頭痛已經減緩不少，現在只偶爾才會發作。

她認為自己已經好了八九成，有可能的話，應該可以大步——或至少一拐一拐地——走出醫院，但實際上卻不然。首先醫生尚未宣佈她痊癒，其次她的房門始終都上鎖，門外走廊上還坐了一個安保公司派來的該死打手看守著。

以她的健康狀況其實可以轉入普通康復病房，但經過反覆討論後，警方與院方一致同意讓莎蘭德暫時留在十八號病房。這個房間看守較容易，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工作人員在附近走動，而且是位於L型走廊的盡頭。札拉千科命案發生後，一一C病房區的人員都提高警覺，加上對莎蘭德的情況十分了解，因此最好不要讓她搬進以新程式運作的新病房。

無論如何，再過幾星期，她在索格恩斯卡的住院生活就要結束。醫生一旦宣佈她可以出院，她就會被送往斯德哥爾摩的克魯努貝里看守所等候審判。而決定這個時機的人正是約納森醫師。

哥塞柏加槍擊案發生十天後，約納森醫師才准許警方首度進行正式問訊，依安妮卡之見，這對莎蘭德有利。只可惜連安妮卡要見當事人也難如登天，這可就很討厭了。

經過札拉千科命案與古爾博企圖自殺等事件的紛擾後，約納森評估了莎蘭德的狀況，並考慮到莎蘭德涉嫌三起兇殺案，還幾乎受到父親的攻擊致死，想必承受了極大壓力。他不知道她是否清白，而身為醫生，他對這個答案一點也不感興趣，只是斷定莎蘭德受到壓力、被槍擊三次，還有一顆子彈射進大腦差點要了她的命。她高燒不退，又有嚴重的頭痛。

他不敢大意。無論是不是嫌犯，她畢竟是他的病人，讓她痊癒是他的職責。於是他填了一張“禁止探視”的表格，這與檢察官的那張禁止令毫無關係。他開了各種藥方，並囑咐她徹底臥床休息。

但約納森也明白隔離是一種不人道的處罰方式，事實上幾近於刑囚。不得與任何朋友接觸，誰也高興不起來，所以他決定讓莎蘭德的律師代替朋友的角色。他和安妮卡進行了一番懇談，解釋說她可以每天和莎蘭德會面一小時，這段時間內她可以和她說話，也可以只是靜靜坐著陪她，就是不能談論莎蘭德的問題或是即將展開的法律之戰。

“莎蘭德頭部中彈，傷勢非常嚴重。”他解釋道：“我想她已經脫離險境，但隨時還是可能出血或出現其他併發症。她需要休息，需要時間復原。只有當她完全康復了，才能開始面對法律問題。”

安妮卡能理解約納森醫師的論點。她會和莎蘭德聊一些普通話題，偶爾也會暗示她與布隆維斯特所計劃的策略要點，但莎蘭德吃了太多藥、太疲乏，往往聽安妮卡說著說著就睡著了。

阿曼斯基端詳著克里斯特所拍下從科帕小館開始跟蹤布隆維斯特那兩人的照片；焦距調得非常清晰。

“沒有，”他說：“從來沒見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