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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古爾博喪氣的是，帕爾梅可能與俄國方面接觸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儘管“小組”努力不懈試圖發掘真相，找出關鍵證物，卻一直毫無所獲。在古爾博看來，這並不代表帕爾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別狡猾聰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蘇俄間諜犯同樣的錯。帕爾梅讓他們年復一年遭受挫敗。到了一九八二年，當他第二度當上首相，他的問題再次浮現，後來斯維亞路響起刺客的槍聲後，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組”麻煩不斷的一年。國安局內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組”存在的少數幾人當中——出現了不少批評聲音。過去十年間，有六十五名國安局僱員因為被認定政治立場不可靠而遭到解僱，然而其中大多數都一直提不出證據，因此有些非常資深的人員開始懷疑“小組”是被一群偏執的陰謀論者所把持。

有個案子涉及國安局於一九六八年聘僱的一名人員，古爾博個人認為他不勝任，如今回想起來仍讓古爾博忿忿不平。那人是貝格林巡官，瑞典陸軍中尉，後來才被發現是蘇軍情報單位GRU的上校。古爾博曾分別四次試圖趕走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直到一九七七年，連“小組”以外的人也開始懷疑貝格林，局面才有所轉變。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醜聞。

七十年代前期，對“小組”的批評與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爾博曾聽到多人提議刪減預算，甚至有人認為根本不需要這樣一個部門。

有批評就表示“小組”的未來受到質疑。那一年，恐怖主義的威脅成了國安局優先處理的目標。就間諜活動而言，這是他們歷史上悲慘的一章，主要應付的都是與阿拉伯或親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秘密警察內部的大問題是應該賦予人員管控組多大的特權去調查瑞典境內的外國公民，或者繼續由移民組負責管理。

由於這場堪稱秘密的官僚內鬥，“小組”覺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強管控——其實就是監視——移民組的人員。

這項任務落在一個年輕人身上，他於一九七〇年進入國安局，無論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誠度來看，都絕對有資格與“小組”的人員共事。他利用空閒時間加入一個所謂“民主聯盟”的組織，社會民主派的媒體則稱之為極右派團體。在“小組”裡面，這不構成障礙，因為還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聯盟成員，而且聯盟的成立，“小組”其實提供不少助力，也貢獻了一部分資金。這名年輕人便是透過該組織獲得“小組”的注意與網羅。

他名叫古納·畢約克。

札拉千科實在太走運了，一九七六年選舉日那天走進馬爾姆警局尋求庇護時，受理人剛好是這個叫畢約克的年輕警官，他當時是移民組的主管，而且已經和最高秘密組織牽上線。

畢約克馬上意識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斷談話，並將這個叛逃者安置在大陸飯店的房間內。畢約克緊急通報的人是古爾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組那個有名無實的上司。他打電話時，投票站剛剛關閉，所有跡象都顯示帕爾梅輸定了。古爾博也剛回到家，正在看電視上的選舉報道。聽到年輕警官的激動陳述，一開始他還半信半疑。後來他開車到大陸飯店——距離他今天待的房間不到兩百五十米遠——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爾博的一生起了鉅變。“機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隨即察覺到有必要為這名叛逃者建立一個新架構。

他決定將畢約克納入“札拉千科小組”。這是合理的決定，因為畢約克已經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將他納入總比冒著風險將他排除在外的好。於是畢約克從移民組調到東毛姆警局的一間辦公室裡。

在接下來一連串的戲劇性發展中，古爾博打一開始就決定只告訴國安局的一個人，那就是已經大致瞭解“小組”活動的秘書長。秘書長將訊息壓了幾天後，向古爾博解釋說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報告國安局局長，政府也必須知情。

那時候，新任國安局局長知道內部有一個“特別分析小組”，至於“小組”真正的工作內容卻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剛上任，負責收拾一般稱為“資訊局事件”的殘局，而且已準備在警界平步青雲。秘書長曾私下告訴局長，說“小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單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業程式，外人也不得質疑。只要問題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這位局長便從來不問，相當於默許了。他接受這個事實：有這麼一個名叫“特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