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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的玩意，而且他什麼都不能過問。

古爾博滿意地接受了現況。他下令要求絕對保密，就連國安局局長在辦公室談論此事也得特別謹慎。局長也同意由“特別分析小組”來處置札拉千科。

即將卸任的首相當然無須告知。由於政局變天，新任首相費爾丁忙得團團轉，整個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長以及與其他保守黨派協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個月後，局長才帶著古爾博開車到首相辦公室所在地羅森巴特，向新任首相報告。古爾博根本不贊成告訴政府，但局長堅持立場——若不向首相報告，在憲法上站不住腳。古爾博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想說服首相別讓札拉千科的相關訊息洩漏出他的辦公室，他堅稱沒有必要讓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或其他政府官員知情。

蘇聯一名重要的情報分子向瑞典尋求庇護，這讓費爾丁十分心煩，便開始說起為了公平起見，他必須與聯合政府另外兩黨黨魁商議。古爾博早就料到首相會反對，只好亮出手上的王牌。他低聲解釋，如果首相這麼做，他逼不得已只得立刻辭職。這個威脅讓費爾丁的心遲疑了起來，古爾博的意思是萬一訊息外洩，俄國派出暗殺小隊來解決札拉千科，首相必須負全責。假如負責札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認為非辭職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資訊將成為首相的政治災難。

費爾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只好應允。他批准由“小組”負責札拉千科的安全並進行盤問，也下令有關札拉千科的訊息不能傳出首相辦公室，這道命令立刻歸入機密檔案。費爾丁簽下命令不只證明他知情，也限制他與任何人討論。簡單地說，他可以把札拉千科拋到一旁去。但費爾丁要求讓他辦公室的一個人知情，一個由他特別挑選的內閣成員。此人將負責聯絡那個叛逃者的相關事宜。古爾博勉強同意了。他預料應付一個內閣成員應該沒有問題。

局長很滿意。如今札拉千科事件有了憲法的保障，也就是說他背後有人撐腰。古爾博也很滿意。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鎖線，也就是說他將能掌控大量資訊。札拉千科只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東毛姆辦公室後，他坐到桌前寫下知道札拉千科一事的人員名單：他自己、畢約克、“小組”的行動負責人漢斯·馮·羅廷耶、副組長弗德利克·克林頓、“小組”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林克和負責蒐集與分析札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報的兩名警員。未來幾年內，這七個人將成為“小組”中的特別小組，他暗自稱之為核心團隊。

“小組”以外，知情的除了國安局局長與秘書長之外，還有首相與一名內閣成員，總共十二人。如此重大的秘密竟只有這麼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見。

想到這裡，古爾博的臉色一沉。還有第十三個人。畢約克最初會見札拉千科時，有一名律師畢爾曼陪同。讓畢爾曼進入特別小組是絕對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實也不過就是國安局的菜鳥——也沒有必備的經驗與技能。古爾博考慮了各種做法，最後決定小心地將他引出局外。他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邊恐嚇畢爾曼只要他敢洩漏隻字半句，就以叛國罪關他一輩子，另一邊又答應替他的未來鋪路，甚至還利用甜言蜜語讓畢爾曼自我膨脹。他安排畢爾曼進一家頗具名望的律師事務所，並讓他案子一宗接著一宗地忙不停。唯一的問題在於畢爾曼實在太不長進，無法好好把握機會。十年後他離開事務所，自行開業，也就是後來在歐登廣場那間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的幾年間，古爾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監視著畢爾曼，由畢約克負責。直到八十年代末，蘇聯面臨瓦解，札拉千科也不再處於優先地位，他才停止監控畢爾曼。

一開始，“小組”將札拉千科視為突破帕爾梅謎團的關鍵，因此古爾博對他展開長時間盤問時，首先提及的便是帕爾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滅，因為札拉千科從未在瑞典執行過任務，對這個國家毫無所悉。不過他倒是聽說過俄國間諜“紅色躍行者”的傳聞，可能是某個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歐國家的政治人物。

古爾博列出一串與帕爾梅有關的人名：卡爾·黎波姆、皮埃爾·肖裡、史坦·安德森、馬裡塔·厄夫史考等等。終其一生，古爾博一再地追著這份名單，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古爾博轉眼間成了大人物。他在傑出戰士的專屬俱樂部受到禮遇，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不僅彼此熟識，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誼與信任之上，而不是透過官方渠道與官僚體系。此外他還見到安格頓，並在倫敦某間秘密俱樂部與英國軍情六處的首腦共飲威士忌。他成了精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