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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蘭德也不知道為什麼，她們就開始混在一塊了。莎蘭德不是好相處的人，尤其在那幾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著她上酒吧。透過席拉介紹，她成了“邪惡手指”①的一員，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熱愛硬式搖滾的少女所組成的郊區樂團。十年後，她們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罵男生是廢物，並談論女權主義、五芒星、音樂與政治的朋友。她們也並未辜負這個團名。

①　一種搖滾手勢，又稱“魔鬼之角”。

莎蘭德發覺自己很難融入其中，也很少發表意見，但她們都能接受這樣的她。她可以隨興來去，整晚默默坐著喝自己的啤酒也無所謂。她們還會邀她參加生日宴會和聖誕甜酒派對，只不過她通常都沒去。

在她和“邪惡手指”來往的五年期間，其他女孩都起了變化：頭髮顏色變得比較不鮮豔刺眼，買衣服也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衣店。她們或是讀書或是工作，還有一個當了母親。莎蘭德覺得只有自己毫無改變，這或許也能解釋成她一直滯留在原地。

不過她們還是可以玩得很高興。如果說有什麼地方能讓她有歸屬感，那就是和“邪惡手指”在一起，此外還連帶那些與女孩們為友的男生。

“邪惡手指”會傾聽，也會為她挺身而出，但她們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為“精神異常”。她不希望她們以誤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們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電話簿上一個昔日同窗都沒有。她沒有任何人脈或支援團體或政治渠道。那麼她該找誰訴說她的問題呢？

也許有一個人。對於該不該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慮了許久。他說過只要她需要任何協助，可以馬上找他。她很確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電撫摸過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沒有惡意，不是為了展示權力：但她卻不太願意找他幫忙。他是她的老闆，這麼一來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蘭德不經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監護人是阿曼斯基而非畢爾曼，自己的人生又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個主意倒也不錯，只不過阿曼斯基可能會太當一回事，以至於過度關注而讓她喘不過氣。他呀……也可行吧。

雖然她很清楚婦女庇護中心的功能，卻從未想過前去求助。在她眼裡，庇護中心是為受害者成立的，而她從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她僅剩的選擇便是一如既往——自己的問題靠自己解決。這樣絕對可行。

看來畢爾曼律師的未來堪慮。

第十三章

二月二十日星期四至三月七日星期五

二月最後一個星期，莎蘭德當起自己的客戶，以出生於一九五○年的畢爾曼為第一優先特案。她幾乎每天花十六小時進行私人調查，其精密程度前所未有。她利用了她所能取得的所有檔案與公開資料，調查他的親友圈，檢視他的財務狀況，並詳細列出他的教育與職業的每項細節。

結果頗令人喪氣。

他是律師，是律師公會的會員，寫過一篇有關財經法、相當冗長又極度沉悶的學術論文。他的聲譽毫無瑕疵。畢爾曼律師從未遭到譴責。他只被人向律師公會舉報過一次——大約十年前，他被指控在一宗房地產秘密交易中居中牽線，但他最後證明了自己的清白。他的財務狀況良好；畢爾曼十分富有，至少擁有一千萬克朗的資產。他繳的稅比應繳的還多，是綠色和平組織與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還會捐款給心肺學會。他鮮少上媒體，但曾有幾次聯名聲援第三世界政治犯。他住在歐登廣場附近烏普蘭路上的一棟三房兩廳公寓，同時擔任該棟共管式公寓委員會的秘書。他已經離婚，沒有小孩。

莎蘭德將重心放在他的前妻伊蓮娜身上。她出生于波蘭，但一生都住在瑞典。她在一家康復中心工作，離婚後嫁給畢爾曼昔日的同事，日子似乎過得很幸福。沒有什麼有利的資訊。畢爾曼的婚姻持續了十四年，離婚進行得很平和。

畢爾曼一直在為惹上官司的年輕人擔任監督者，在成為莎蘭德的監護人之前，曾經當過四名年輕人的受託人。這些人全都未成年，當事人成年後，法院便判決終止受託任務。其中有一位當事人還會向畢爾曼請教法律問題，因此他們之間似乎也不存在敵意。即使畢爾曼一直有計劃地剝削受監護人，也找不出任何跡象，不管莎蘭德探索得多麼深入，仍找不到他做壞事的蛛絲馬跡。那四個人都已經各自與男女朋友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們都有工作、有住處，還有各種現金卡。

她給四個當事人都打了電話，自稱是社會福利部門的秘書，想要調查由受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