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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充滿著特殊的正義氣氛。

當時，阿巴耶地區的一名劊子手抱怨說，為了讓女士們看得真切，把她們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場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享受了痛打貴族的樂趣。於是暴亂者又當即決定，讓受害者在兩排劊子手中間慢慢走過，讓他們用刀背砍他，以延長其受苦的時間。

在同一時間的福斯監獄，這一過程要殘酷得多，受害人被剝得精光，在半個小時裡施以凌遲的刑罰，直到每個人都看夠了以後，再由劊子手一刀切開他們的五臟六腑。

在整個過程中，劊子手並非全無顧忌，在他們身上出現了令人吃驚的紀律與道德觀念。這些受害者都是些身家顯貴的人物，身上有許多價值不菲的物品，然而暴亂者卻拒絕佔有受害人的錢財和首飾，而是把這些東西都收集起來，放在大廳的會議桌上。

在這些人的所有行為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群體頭腦中特有的那種幼稚推理方式。

比如說，在屠殺了一千五百名“民族的敵人”之後，有人提議說，那些關著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漢的監獄，其實是在養著一些沒用的人，只是國家的累贅而已，因此不如把他們統統殺掉。

這個人補充說，這些人中間還存在著不少人民的敵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盧的寡婦，此人犯有投毒罪，並且對坐牢非常憤怒，她曾經宣稱，如果她能辦到的話，她會一把火燒掉巴黎。

在暴亂者看來，既然監獄裡關押著這樣的人，那麼其他囚犯也必定有著同樣的想法。這個說法非常令人信服，於是這些囚犯就無一例外地被處死了，其中甚至包括50名十幾歲的兒童——他們被冠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通通處決掉了。

當一週的工作結束時，所有這些殘忍的殺戮也終於停止了，劊子手們認為自己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然而他們深信自己為祖國立下了汗馬功勞，於是竟然集體前往政府請求獎勵，其中最熱情的人甚至為自己要求授予勳章。

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歷史記載中，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類似的事實。

在巴黎建立集體公社的構想，來自於大革命時期的激進主義者巴貝夫，此人要求由集體公社掌握國有財產和被沒收的敵產，建立以農業為中心的經濟體系。

按照這樣的構想，公社成員們將街心花園中的花草樹木挖掉，將雕塑與建築夷為平地，改種上小麥與玉米，以響應農業中心的思想。

更極端的行為還在後面。在公社成員看來，財產屬於社會資源，應該歸國家所有，而性資源也屬於社會資源，那麼也就應該歸國家所有。於是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員製作了許多所謂的“許可證”，這種“許可證”的持有者，可以隨意將婦女娶為妻子。

有不計其數的婦女成為這一措施的受害者，其中既有他人的妻子，也有五年級的小女孩。而幾乎所有的巴黎婦女，都被要求到公社的一個專門委員會去登記造冊，以便公社能夠對這些“公共資源”進行集中掌控和分配。

這場鬧劇不僅僅意味著荒唐，它同時也反映著群體的殘忍本能，因為如果被徵集的婦女不能滿足許可證持有者的要求，就要被立刻冠以“拒絕參與革命”的罪名。在那個時代，這種身份與“人民公敵”毫無區別，而這也就意味著災禍的來臨。

也許你會認為，這樣的事情只會發生在那個矇昧而混亂的年代，並且確信這樣的血腥不會再重染法蘭西大地。

事實上，真實的情況恰恰與此相反。早在拿破崙時代的法國，這樣的事情就曾經發生過。拿破崙帶著一群傷痕累累的老兵開進巴黎市區的時候，看到許多妓女和交際花，於是驚呼：“首都到處都是婦女。”於是他就採取措施，強行為全國的貴族小姐和妓女分配丈夫。

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驚訝地發現，群體的勢力在不斷增長，而政府的權力卻在它面前節節敗退，如果這種趨勢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還會看到許多性質相同的事情。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審團

陪審團的智力泯滅

在這裡，我們不可能對所有型別的陪審團一一進行研究，因此我們只把重心放在最重要的物件上，那就是刑事法庭的陪審團。

在法國，刑事法庭的陪審團有著很大的權力，他們可以透過表決來決定被告的生死或自由。然而我們要說的是，陪審團的表決往往並不高明。

我們在前面說過，陪審團屬於異質性群體的一種，只不過被賦予了一個名稱。正因為如此，群體所有的特徵，在它身上一應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