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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它時常會表現出容易受暗示和缺乏推理能力的特點，而當它處在群眾領袖的影響之下時，也會受到無意識情緒的支配。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我們會不時地看到，那些智力欠缺的陪審員犯下的錯誤的有趣事例。

在里昂地區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一個人在村子外面的田地裡發現了兩把陶製的大罈子，罈子裡裝有許多貴重物品，但是不知道它們具體值多少錢，也不知道它們應該歸誰有所有。只向陪審團報告說，曾經有兩個名叫西蒙和朗熱的人在二十二年前找到過相同的財寶，而這兩個人在發現了財寶之後，他們的生活水平上了一個大的臺階。

根據這樣的事實，陪審團最終做出決定：現在西蒙就在法庭上，因此要先將他投進監獄。朗熱不在這裡，所以，要將他逮捕歸案。

在這個案例中，群體拙劣的推理能力再次表現得淋漓盡致。此外，組成群體的不同成員在做出判決的時候，其智力水平無關緊要，陪審團在這方面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賽萬納山區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屠夫西勒斯被控虐待動物，唯一的證詞來自一個名叫阿堪索的人，他毫不含糊地證明了西勒斯所做的一切：他將一頭牛拴在大日頭底下一整天，既不給它水喝，也不餵它糧草。用公共道德和公共行為準則的要求來看，簡直是一次可恥的醜行。

西勒斯為自己辯護說：這頭牛不是他的財產，也不屬於他，他只不過是把牛拴在那裡，以便讓它的主人能夠找到它。

由學者們組成的陪審團怒不可遏，認為這位不“牛”道的屠夫殘忍至極，於是判定西勒斯有罪，罰款2。5法郎買食物給它吃，0。5法郎買水給它喝。然而，這個判決卻遭到了農民們的嘲笑，因為在農村，西勒斯先生的行為並沒有什麼不妥，大家都是這麼幹的。

（2）陪審團的堅定立場

我們已經知道，當一個善於思考的團體要求就某個並非完全技術性的問題發表意見時，智力起不了多少作用。

比如說，一群組成了一個團體的科學家或一藝術家，在一般性問題的判斷上，絕不會比一群泥瓦匠或雜貨商更加高明。

政府也曾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在1848年之前，法國政府規定，對於召集起來組成陪審團的人，務必要慎重加以選擇，要從有教養的階層中選出陪審員，這些人包括了教授、學者、官員、文人等等。

如今大多數陪審員都來自小商人、小資本家和商店僱員。然而，令專家大惑不解的是，無論組成陪審團的是什麼人，他們的判決總是一個樣子。甚至是那些對陪審制度極度反感的地方長官，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判決總是維持著一貫的原則。

貝拉·德·格拉熱先生是刑事法庭的前庭長，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用下面一席話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選擇陪審員的權力實際掌握在市議員手裡。他們根據自己環境中的政治和選舉要求，把人們列入名單或從名單上劃掉。大多數選入陪審團的人都是生意人和屬於某個政府部門的僱員。只要法官的開庭時間表一定，他們的意見和專長便不再有多少作用。許多陪審員有著新手的熱情，有著最良好的意圖的人，被同時放在了恭順的處境下，陪審團的精神並未改變：它的判決依然如故。”

對於這段話，我們必須記住它最後的結論，而不是那些軟弱無力的解釋，對於這樣的解釋。我們不必感到奇怪，因為法官通常和地方長官一樣，對群體心理一竅不通，因此他們也不瞭解陪審團。

在這位德·格拉熱先生看來，刑事法庭最著名的出庭律師之一拉肖先生，處心積慮地利用自己的權利，在所有案件中反對讓聰明人出現在名單上。

經驗終究會告訴我們，這種反對是毫無用處的，這可由一個事實來證明，即今天的公訴人和出庭律師，以及所有那些關在巴黎監獄裡的人，都已完全放棄了他們反對陪審員的權利，因為正如德·格拉熱先生所言，陪審團的判決並無變化，它們既不會更好，也不會更壞。

（3）陪審團最痛恨的人

我們知道，群體是極端感性的，和它一樣，陪審團也受著感情因素極其強烈的影響，很少會被證據所打動。

鮮明的形象能夠對群體造成強烈的影響，因為一個鮮明的形象，總是能夠給群體以最大程度上的刺激，引發群體豐富的想象力，在頭腦中臆造出種種幻想的場景。

在一位出庭律師看來，這些陪審團成員從來見不得孤兒寡婦，也見不得有位母親用乳房喂孩子。而在刑事犯中流傳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