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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發明。而關於人的位置,這些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似乎缺乏關注。大學似乎是在訓練一種人力,而不是人格。但這種教育迅速暴露了它的致命弱點——對於人的精神世界的漠視,人文學科在大學沒有得到足夠重視。1984年,31位美國知名學者組成美國高校人文科學學習狀況調查小組,經過幾個月努力,完成《必須恢復文化遺產應有的地位——關於高等學校人文學科的報告》,報告認為:“人文學科是一套知識體系,一種探索的途徑,把嚴肅的真理、合理的判斷和有意義的思想傳達出來。它告訴我們國家及其他世界的人們是如何設法對付生活中永恆不變的基本問題的。那就是,正義是什麼,應該愛什麼,應該保衛什麼,什麼是勇氣,什麼是高尚的,什麼是卑鄙的,某些文化為什麼繁榮,某些文化為什麼衰落。”而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門也認為,當前美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過分強調教育的經濟目的和經濟作用,學生只是為了今後的職業需求而上大學,課程過分專業化,低估了人文科學對培養人的道德創造力和人際關係的能力的作用。
幾乎與此同時,日本文部省在對1967年後20年中的教育反思,認識到這20年來的“教育荒廢”。為了迅速趕超工業文明,從而忽略了青年學生的精神需求,使日本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後卻變得更加沉淪。而聳人聽聞的奧姆真理教的成員中竟然有相當部分是日本各大學的尖子學生,他們接受奧姆真理教的影響,成為野心家與陰謀家,並試圖製造大規模殺人。
真正的教育的終極目的從來都是對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就像康德所說的:“人不應該被作為手段,不應被作為一部機器上的齒輪。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覺、自立的,是由他自己來引導內心,是出於自身的理智並按自身的意義來行動的。”儘管這種理想在現代社會被不斷扭曲,大學越來越被看做職業訓練場所,但是對於那些真正具有良知,對於人類抱有深切憂患意識的教育家來講,大學必須保持“對人的培養”這一根本性原則。如費希特所說的:“教育必須培養人的自我決定能力,而不是去培養人們去適應傳統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著眼於實用性的,不是首先去傳授知識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喚醒’學生的力量,培養他們的自我性、主動性,抽象的歸納力和理解力,以使他們能在目前還無法預料的未來局勢中自我作出有意義的選擇。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個民族。”
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此時被前所未有地進行擴充,它的任務是“科教興國”與“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歷史告訴我們,當教育過於執著地為別的目的,而非自身服務時,它的效果往往很糟糕。我們錯誤地估計了教育對於刺激經濟的作用,真正的教育應該是發揮長遠的作用,而非短期內的效益。
華中師範大學博士杜時忠在考察教育對經濟的影響力時發現有關“人力資本”的學說至少存在三個主要缺陷:
一、教育投資論把國民僅僅看作生產的手段,是經濟增長的工具,這從根本上是非人性的。
二、人力資本理論把教育制度的目標限定在為經濟增長服務上,把重點放在職業培訓上,這在實際上根本行不通。一方面,在急劇的社會變化和技術革新的條件下,準確地預測未來的人力需要不可能。第二方面,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部分,要求學校培養大量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卻造成其中大量的學非所用,以致造成一個學歷社會。
三、教育投資論鼓勵人們,要想取得高收入,就要求高學歷,結果帶來沒有任何好處的學歷膨脹社會。
於是我們發現那些所謂的大學生,在沒有理想的牽引下,他們似乎有點像愛因斯坦所說的“一隻受過訓練的狗”,這位偉大的人物說道:“青年人離開學校時,應是作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不只是作為一位專家。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像一條受過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要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則需要培養全面的自我辨別力,這取決於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任何一所優秀的大學都應以培養學生這種對生命本質的不懈追求為己任。這種精神的培養關乎生命的全過程。人不僅僅是動物,生命從一段黑暗到另一段黑暗,這中間他們有幸走過一段光明的稱作人的道路,因此,他們應該在這段光明之中,探究人的意義,尋到靈魂。而理想便是靈魂生活的寄託。
哲學家周國平曾說:“我喜歡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劇本《天邊外》,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一方面幻想毫無價值,美毫無價值,在現實生活中,一個幻想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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