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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校長在1998年5月北京舉辦的“世界大學校長論壇”上說：“大學應該成為打掃這個日益發達的物質世界的重要力量……儘管大學與社會不可能完全分離，但是大學的作用之一就是用良知批判社會。”在這次會上，與中國大陸大學有著相似背景的臺灣大學校長陳維昭的發言則說：“過去幾十年，臺灣迅速工業化和商業化已經使我們的大學校園帶有一種明顯的實用主義氣息……如果不盡早採取措施，我擔心大學所崇尚的人文主義理想和精神會喪失殆盡，大學會降格為一種庸俗的教育場所。”相對於這些大學憂慮，中國大陸的大學校長則表現出極大的樂觀。北京大學陳佳洱校長說，大學應該由邊緣走向中心，成為社會經濟的發動機。中國科技大學校務主任湯洪高說，大學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接軌。北方交通大學校長王金華說，大學要“主動適應，主動服務”……在大學校長論壇的演講合集上，相比較於西方著名大學校長的發言，中國大學校長的講話對我們的大學理想有了一個清晰得令人心寒的表白——大學毫無原則地適應社會。

人格力量的教育在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枯萎，即使在我們大聲疾呼“素質教育”，大叫如何進行培養創造性人才的同時，我們的大學依舊沒有關注到學生的個人發展，所謂素質教育創造性培育，不過是把這些年輕人看作一樣可以更快產出經濟效益的工具。我們的教育家在不斷呼喚，我們應該培養出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物，因為他有創造性，他可以讓自己的財富到達一千億以上。在這些人所看中的不過是比爾·蓋茨這樣的金錢標誌符號。真正的大學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的。正如紐曼所說：“大學不應滿足於培養偉大的人物，儘管大學裡有這樣的人才。但是大學訓練是達到一種偉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偉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會的思想格調，提高公眾的智力修養，純潔國民的情趣，為大眾的熱情提供真正的原則，為大眾的志向提供確定的目標，擴充套件時代的思想……這種教育使人對自己的意見和判斷能有一種清醒的狀態，推進政治權力的運用以及使個人生活之間的交往文雅化……”

就在我們的大學還未意識到大學真正的理想是什麼，大學生培養的方向是什麼的時候，“人力資本論”又把學生打入工具行列。在這個時代，知識經濟成為教育界最時髦的口號，而科教興國再次使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的教育是為具體事物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學生或者教育本身而存在。

美國經濟學家弗裡茨·馬克盧普在1959年，發表了有關理論的第一篇論文《人力投資——一個經濟的觀點》。在接下來的一系列論文與講演中，這位後來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強調，傳統的經濟理論僅僅包含了生產資料和貨幣，而忽視了重要的生產要素——人的能力。如果忽視人的能力，經濟增長無法得出合理的結論。在這個傾向於數字結論的經濟學家眼力，人力與物力是平行關係，他在論文中寫道：“（教育）主要是一種投資活動，其目的在於獲取本領，以便進一步得到滿足，或增加個人作為一個生產者的未來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是類似於普通耐用消費晶的消費品，另一部分是生產物資。所以我主張將教育看作一項投資，將其結果看作資本的一種形式。”

但是，顯然教育對利益的重要作用，在50年代之後被迅速地失去控制地強調，原因是科學技術在經濟中佔用越來越大的比重。加里·貝克爾在1964年的著作《人力資本》中估計，大學四年的投資，按一名男性畢業生的平均工齡來看，每年可得到大約13％的利益。這一估計與馬克盧普的看法遙相呼應：“大學畢業生同高中畢業生相比有更大的賺錢技能。”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迅速被異化成一個爭取未來利益的場所，教育中關於人的要求因素被大大忽略。這也衍生出一個學歷社會，專業證書成了被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追求，幾乎進入一種盲從階段。MIT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在1972年著文認為：“隨著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供應增加，人們發現必須提高教育水平以保護他們目前的收入。如果他們不提高，別人會提高，然後他們就會發現自己目前的工作不能再得到什麼。教育成為一種好投資……是因為如果別人受到教育而他們沒有的話，他們就不可能保證未來的收入。實際上，教育成為保護人們‘市場份額’的一項必要的保護性開支。”丹尼爾·貝爾等“後工業社會”的鼓吹者也一樣，他們都把大學視作科技的產生地，經濟的原動力。丹尼爾·貝爾認為，大學等研究機構不但不會消失，而且會在社會中佔據更加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大學可以不斷產生新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