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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中注入了一種生命的本真活力。但是，如果把時間放在更深遠的人類歷史中，放人一個更廣闊的人類精神的範疇內，這位看起來更加溫柔的哥哥則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制定了19世紀後人類精神生活的半個框架——無與倫比地構建了現代大學模式。

尤其在中國，由於蔡元培校長對於柏林大學經驗的成功借鑑，使得威廉·馮·洪堡的教育思想被廣泛引用，儘管據考證，蔡元培從未讀過洪堡的著作。但是，如果僅僅憑藉蔡校長在柏林大學的考察，就可以使得北大發展得如此成型，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柏林大學模式的優越性。而美國著名教育學家弗萊克斯納在經典著作《大學之理念》中，把柏林大學視作大學之楷模。“將研究引人大學，開創研究型大學”、“對科學的探索”、“堅持學術自由原則”是貼在洪堡身上最偉大的標籤。但是，我們卻忽略了洪堡身上一個重要的特徵，它同樣深遠地影響了大學的發展。洪堡是個強烈的理想主義者與卓越的人文主義者，人文理想實際上貫穿了他的整個教育思想。因為一個僅僅在位16個月的教育大臣，如果不具備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是無法在一個依舊專制的普魯士時代，開創一個生動的教育局面的，更無法被後人親切地稱作“心靈大臣”、“精神大臣”。

一位洪堡的傳記作家，把歌德—席勒—洪堡視作德國古典文學時期的金字塔的三足鼎立的底座。儘管該作家承認，在創作能力、在深度、在推動力上，洪堡與這兩位無法相比，但是洪堡卻是最成功地把這些古典主義理想傳播開來的人物。洪堡曾經以駐外使節的身份長期居住在羅馬，並對希臘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認為希臘文化可以培養人的美好品性，為此他出色地掌握了希臘語。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它（希臘）所處的高階程度是不可能在其他民族那裡再現的，這種程度就是高貴的、偉大的、真正值得不受約束的思想在靈魂中佔有統治地位，以及這種思想在教育的可觀性和人體運動的優雅性中生動地得到體現。”他每天創作一首十四行詩，與歌德、席勒等人長久地探討著偉大的埃斯庫羅斯，在生命的最後他又成為一個出色的語言學家，被喬姆斯基稱作“語言學的開創者”。

180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這個在政治上總是不得意的人有機會實現他的理想，他被當局出於無奈的情況下，任命為普魯士教育大臣。16個月的任期中，洪堡堅信教育不應該是為維持生計和複雜的文明機構的實際功能做準備，而應該是理想主義型別的教育。這個典型的啟蒙運動的支持者幾乎重組了普魯士教育，憑藉的基本點是——相信人的價值，這種價值來自他的個性及其永恆的堅定性。因此他建立了高階人文中學，規定了普通教育課程的廣泛性。為此，他寫道：“確實存在某種必須普及的知識，且還有某種誰也不能缺少的對信念和個性的培育。每個人顯然只有當他本身不是著眼於其特殊職業，而是努力成為一個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時，他才是一個好的手藝人、商人、士兵或經紀人。這種教育不應該是為維持生計和複雜的文明機構的實際功能做準備，而應該是理想主義的型別。”

在1809年，他把這種理想傾注到組建柏林大學上。在這裡，他認為大學應該造就統一的、受到全面教育的德國人，為此大學必須擁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價值觀念，這一點不能受到國家的干涉，也只有在這個程度上，大學才能發揮他最重要的功效。他以一個出色的古典作家的優雅筆調這樣闡述道：“國家決計不能把它的大學當作高階中學或特殊學校對待，決計不能把它的高等學府當作技術或科學代表團來使用。整體上來說絕不能向它索取任何直接和完全與它有關的東西，而必須樹立這樣的信念……在高等科學教育機構這個最高層次上，人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直接為了民族道德文化而開展的。有關部門這種機構的概念是建立在這樣一來的基礎上的，即這種機構的目的是在最深刻和最廣泛的意義上科學地展開工作，並把科學作為一種並非有目的的，但從本身來說卻是符合目的面準備好的精神和道德教育材料。”洪堡極其強調科學研究在大學教育中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教師不發展知識，如何教授”。但是，洪堡對於科學態度更多的也是一種純精神的方式。他推崇“科學的精神”，主張為學術而學術，反對直接的利用價值，因為這會傷害到對真理的直接追逐。對這種精神，他幾乎上升到一種宗教情懷：“一旦人們停止對科學進行真正的探索，或認為，科學是不需要從精神的深處創造出來，而是可以透過收集把它廣泛羅列出來的話，則一切都是無可挽回的，且將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