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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並在1952年，編著了《西方名著叢書》，收錄了從荷馬到弗洛伊德的443部經典著作，被譽為“人類心靈的一大成就”。赫斯欽固執地認為，大學課程之間，應當有一種基本觀念的共同基礎。學生應該學習那些具有永恆精神的西方偉大著作，它們代表了人類的理智精神，是人類的最高遺產。赫斯欽曾說：“一個從來沒有讀過西方世界裡任何偉大的書的人怎能稱得上是受過教育的呢？”

儘管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但是在現代科技的高速壓力下，永恆主義教育還是遭到了挫敗。克拉克·克爾在1963年的名著《大學的功用》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大學教育的這種“自以為是”，他極力倡導大學應該成為新科技的服務中心。但是，經過混亂的60年的洗刷，這種忽視人文精神的教育迅速暴露出了它的弊病。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轟動一時的著作《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大聲地質疑當代美國學院中的各種流行思潮，他認為若要擺脫當代混亂的思想狀態，必須回到源頭，讓學生重新閱讀從蘇格拉底到盧梭等人的著作，他們必須從中尋找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他帶有明顯的情感色彩寫道：“在人們重溫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時，他們將比其他任何時候生活得更加充實，更加美滿，因為閱讀經典將使人置身於無限蘊藏的本質之中。”

中國學者吳宓也同樣堅信這一點，他在30年代的清華大學開設了一門課《。：學與人生》。他對自己課程的目的是：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更是一種嚴肅的精神活動。他試圖用他那些人類歷史上的永恆的經典著作來滋潤學生的心靈。他說：“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為，也不是結果，而是如此行為的男女的精神和態度。”他注重“作家對於人生和宇宙的整體觀念，而非他對特定人、事的判斷”。吳宓在當時的新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堅信“治學的目的在於自身精神的完善，好的學者不只是某個領域的專家，甚至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是具備人生識見的智者”。

我們還會讀書嗎

吳宓的努力在今天看來已經成了千古絕唱。沒有哪個大學會有這樣的耐心來傳授這樣見效緩慢的課程。更重要的是，沒有哪個大學的學生會願意接受這樣的教育，（W/U）他們必須匆忙地應付各種接踵而來的文化快餐的訓練。在1998年《南方日報》於廣州的數家著名高校進行讀書調查，調查的範圍，包括廣州的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共發放了1000份問卷，回收了819份，其中男女生比例各半，91％的受訪物件是本科生，其餘是研究生和專科生。50％的被訪者在“你讀得最多的書”這欄中，填的是“教材”。44％的被訪者最愛讀的是文學作品，而69％的被訪者在最不愛讀的著作中回答的是哲學。對文學的普遍熱愛，令95％的人在“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中，填的都是文學作品。11。4％的學生，也是比例最大的一群，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書是《平凡的世界》，11％的學生認為是《紅樓夢》。

而這兩本書，我想對於大部分選擇來講，只是因為他們容易找到，而非真正喜歡。而這兩本書的選擇更暴露了他們狹窄的閱讀取向。由於整個社會功利性的需求，使得大學摒棄了基本的內在需求，而去努力尋找一種外在的證明，他們可能會沉湎於一個漂亮的TOEFL成績或者一張駕照，而不願去讀一本古希臘的哲學。在過於追求實用的同時，他們也讓自己喪失了人的很多特性，他們缺乏精神上的浸染，更缺乏足夠的趣味性。我常為這些受過幾十年教育的人臉紅，他們在人格上呈現出巨大的蒼白，他們缺乏縱深的歷史感，也沒有對人類豐富情感的好奇心和把握力，他們侷限在一種膚淺的生存狀態。他們作為人的存在是缺乏血肉和靈魂的。

除了閱讀經典，我們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補救辦法。既然魯迅已經說過了“儘量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那麼我們或許真的應該認真地拾人牙慧，認真地閱讀那些影響生命的西方的大書。而余英時教授則建議補上一些中國的傳統名著如《莊子》等。不管怎麼樣，作為一所大學，她必須終止不停地製造快餐與垃圾的短視行為，而作為一個試圖擁有健全人格的學生，你必須瞭解生命的豐富比學會一口流利的英語更重要。

洪堡的理想主義

在一般德國人心目中，威廉·馮·洪堡的名聲或許無法企及他的弟弟亞歷山大·馮·洪堡，這位偉大的探險家，曾經到過遙遠的南美洲進行考察，是一個劃時代的地理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同時他給死板的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