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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此啟發，他們和胡適保持了終生的友誼。而傅斯年在出任臺灣大學校長時，始終保持著與學生之間的密切聯絡，常到學生宿舍聊天，而校長室更是開放的，學生隨時可以去找他。這令人想起北大的馬寅初校長，對學生講話時最常用的自稱是“兄弟”，這個著名的經濟學家，似乎從來都把自己與學生看作平等的交流物件，甚至可以一起喝酒罵人。

謝泳在一篇談及西南聯大的文章中，引述過金嶽霖的得意門生王浩的一段回憶。王浩把那段時間稱作“誰也不怕誰的日子”。因為“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紀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為每個人的品格和常識不同，相互間也會有不快……做人與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例如在課堂上，有些學生直言不諱地指出老師的錯誤，教師卻因此對這個學生更加欣賞……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材料……”

二

在這些老大的故事中，師生之間的奇妙而親切的關係除了讓人感動，更讓人感慨。清華校長梅貽琦校長的名言“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暗藏的意思是，除了大師的學術影響了大學的研究水平，其個人魅力更給大學帶來可能更加重要的無形氣質，他們決定了一個學校的學風。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大學發展的歷史之中，就會發現懷特海所謂的“聯合青年人與老年人對學問進行富有想象的研究”有著多麼持久輝煌的傳統。

最初的大學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時，它是仿照手工藝人協會“基爾特”（gilds）的方式組成的老師與學生的團體，它的目的是相互幫助與保護。而世界第一所大學波隆那大學的誕生除了與波隆那在歐洲的卓越地位有關，還與一位叫歐內烏斯的偉大法學教師的出現有關。歐內烏斯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法學家，同時他更是一個能夠吸引年輕人的魅力四射的才華橫溢者，他的講課對學生產生了一種持久的吸引力，也因此波隆那大學是以法學而著稱。

如果把時間再上推1000年，我們會發現這種精神源於蘇格拉底。這個喜歡在希臘城到處閒逛的穿長袍的老年人，是希臘那些好學的青年的精神導師。在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中，我們看到這個學識淵博同時又保持著孩子般透明心靈的老人，是如何被青年愛戴。結果，他被宣判死刑的原因包括“毒害青少年”。

當柏林的現代大學建立後，科學研究被提到了至少與教學同等重要的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科研的位置高於教學。儘管，洪堡對於教師科研能力的要求甚至高於教學，但是這不意味著大學教師就應該喪失掉那種對學生的影響力。在柏林大學，儘管有些出色的科研教授不善於講課，但是他們本身對於科學的探索精神對學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為人的精神世界的熱忱與感召力是不一定透過漂亮的言語表達的，它可以透過別的方式。柏林大學的史學巨擘蘭克正是這樣的教授之一，他的學生、後來的史學家基則布勒喜在老師去世後寫道：“他把我們這些最親近的弟子召到自己家中，聚集在他的身旁，所以我們有機會就近觀察這位不斷創新的思想家的工作房。他廣博的知識、多方面的教養、迅速抓住要點的本領和批判的天才，引起我們對他的敬佩。當他成功地揭穿一個虛假的傳說時，或者以按照實際情況恢復事物的本來面目時，他常常會欣然大笑。正當他的名聲開始傳播於各個較大的學術團體時，我和他結成了親密的相識，並覺得自己緊緊被他吸引。當時他正處在精力充沛的壯年時期，他的一舉一動充滿著活力與熱忱。”

三

懷特海認為，大學是教育機構，也是研究機構，但這都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僅僅是為了這兩種作用，大學在15世紀谷騰堡發明印刷術後，就可以關門了——新技術提供了學習的手段。因此，“富有想象力地傳授知識”成為大學延續的關鍵因素。而事實上，使知識廣泛傳播的印刷術出現後，大學反而獲得更大程度的發展。

那麼今天呢，研究越來越成為大學的中心任務，大學教育越來越像一個批發知識的場所，越來越缺乏趣味性與想象力。德國人布貝爾在看到戰後世界的大學迅速向工廠化傾斜時，呼籲“教師不僅是傳道授業解惑”，這樣導致學生成為學習的奴隸，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才是教育的真諦。他在《關於教育的談話》中認為，師生之間的平等交流自由接觸，才是最優良的方式。他甚至重新定義教育為“透過某一人格選擇世界，並在他身上產生作用的過程”。顯然，教師成了選擇世界的領路人。同為存在主義流派的雅斯貝爾斯也熱烈地呼應著這種對話式的教育方式，“只有這種教育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