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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於是,他在二十七歲時,回家鄉海南島結婚娶妻。在家住了十個月後,便再次別家重返新加坡。
那時,南洋已形成一定規模的華人社會,華僑教育相當普及,新加坡已開辦工人華文夜校。父親在工作之餘,也和多數的海外華人一樣到夜校學習,他在夜校不僅學到了不少文化知識;還開啟了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
但兩年後,英殖民統治者認為該夜校有政治傾向,而將它強行關閉。
由於父親留守海南家鄉的妻子在女兒5歲時病故,父親把女兒接到了新加坡。獨自帶孩子的日子,他不得不離開時常在海上滿世界跑的亞細亞輪船公司,先後到義大利人和英國人在新加坡開辦的意商FLAT汽車公司、英商慕娘汽車公司工作。在此期間,他與哥哥陳昭芹一直住在新加坡小坡大馬路424號。兄弟倆與兩個海南鄉親合股在此地開辦了當時比較有名的“天和堂藥店”,經營良好,一家人在南洋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歸 來
“再會吧,南洋!你海波綠,海雲長,你是我們的第二故鄉……你不見屍橫著長白山,血流著黑龍江。這是中華民族的存亡!再會吧,南洋!……” 一曲悲壯的“告別南洋”,道出了多少南洋華僑的心聲!
父親的歸來當然是與抗戰有關。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很快,祖國半壁江山淪陷。
“寧做中國鬼,不做亡國奴!”
“我們祖家還有人在,容不得敵人放肆!”
南洋僑胞對“祖家”的牽掛,真恨不得立即插翅飛越重洋。
1939年初,國內開始招募有汽車駕駛和維修技能的華僑回國服務,其主要任務是到當時國內唯一的國際運輸線、被稱為“抗戰輸血管”的滇緬公路搶運抗日軍需物資。身在新加坡的父親得知後感到所懷技能能夠在國家急需的時刻派上用場,不容遲疑!
心路漫漫(2)
於是;二十多名海南同鄉在當地卓有聲望的高階工程師王文松的帶領下,同時報名參加“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陳嘉庚先生在其《南僑回憶錄》的第九十二篇中寫道:“有一修機工在洋十餘年,每月收入坡幣二百餘元,自甘犧牲,並招同伴十餘人,帶其全副機器前往。”這名收入頗豐的修機工就是出生於海南萬寧的王文松。與他隨行的同伴中,就有我的父親。
王文松僑居新加坡柔庶街48號,家有妻兒老小,有一非常幸福的家庭。他文化技術水平較高,英文也講得很流暢,薪金待遇優厚。但是,他放棄了。
與此同時,王文松、黃有益等27人集體加入中國國民黨屬新加坡第一支部,每人發黨章一枚並交納黨費,父親是其中一員。
由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發給的第206449號華僑登記證裡,貼著一張像片。他,就是父親。高高的前額,深邃的目光,潔白的圓領襯衫,一絲不苟的頭髮向後梳得整整齊齊。在他身上,散發著一股濃濃的南洋味。這是南僑機工回國前夕由政府發的華僑登記證。當時招募機工的條件之一是“年齡20至40歲”。父親當時已39歲,他惟恐報名後落選,把年齡改成32歲;又把他年幼的女兒請家嫂帶回家鄉海南島,交給其父親照看。爺孫倆此後十幾年不知我父親生死,直到我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親身在何方。
人生的最大悲痛莫過於離別!
為能回國效力,父親再次離別親人。他默默地注視著其家嫂牽著孩子的手漸漸遠去……
送別之時萬人空巷,離別之時潸然淚下。
與父親同一批迴國的海南機工陳宋儒(原名陳光興);抽空悄悄記下了離別時的一幕(1939年3月10日):
出發的時期到了。這次報名回國的共二百零一人,被編為第二批南僑機工回國服務團,由鍾運熙任總領隊,王文松和我任副領隊。團部通知我火速到新加坡報到,準備啟程。
這天清晨,哥哥、嫂嫂含著兩泡眼淚送我上路。他們既希望自己的親人永遠不離身邊,又希望子弟去為國立功,殺敵救亡的矛盾心情,使我好幾天覺得心煩意亂,同時又眷念連綿。這也許就是又深沉又善良的中國父老心吧。①
對於每一名機工來說,離別,是他們一生中永遠抹不掉的記憶!
第四批迴國的機工鄭亞來在時隔六十年之後,還非常清晰地記得那“難忘的一刻”:
回國的手續辦好了。臨行,母親給我送來一張全家照,毛衣一件,她說:中國冷。她含著眼淚把我的出生證悄悄交給我(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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