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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情調。地域環境的影響和北方遊牧民族粗獷強悍的氣質，決定遼代詩歌的基本風貌，這恰恰說明了遼代詩歌教育的特色和成就。

南宋學者洪邁在其鉅著《夷堅志》中記載：“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為予言以為笑。如‘鳥宿池中（邊）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裡和尚門子打，水底裡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邁《夷堅志》丙集卷十八《契丹誦詩》）從洪邁的記述中，可以一斑而窺全豹，約略感知遼代詩歌教育的概況。

夏是我國西北方的党項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1038年，李元昊在其祖李繼遷、父李德明努力的基礎上正式稱帝，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西夏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項制度，廣泛吸引漢族生產經驗和技術，為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加速了其封建化的程序。西夏是在宋、遼兩大王朝之間誕生的，強盛時期曾經先與北宋、遼，後與南宋、金三足鼎立。1227年，西夏被蒙古大軍所滅。由於蒙古軍隊的毀滅性屠殺，西夏故地變成廢墟，其歷史斷絕，其文化堙沒。

西夏的歷代君主都非常重視吸收漢文化。在西夏統治者的倡導下，党項族也是接受漢文化較多的一個民族。西夏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據《宋史…夏國傳》記載：西夏景宗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制物始”。少時即“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1035年，“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他重用的主要謀臣張元、吳昊等都是關中漢族文士。毅宗李諒祚實行改革，使西夏進一步漢化。1061年，“請去蕃禮，從漢儀”，“表求太宗御製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1101年，崇宗李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仁宗李仁孝更加尊崇儒學，並尊奉孔子為文宣帝，進一步確立了科舉制。“（紹興）十三年（1143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他將國學子弟增加到三千人。“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為訓導。”神宗李遵頊博覽群書，於1203年參加科舉考中西夏狀元。1211年，他發動宮廷政變，廢襄宗李安全自立，成為我國曆史上唯一一位透過科舉擢為狀元的皇帝。

由於西夏文獻曾遭到毀滅性破壞，西夏文學作品傳世極少，而詩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據史籍的有限記載和國內外“西夏學”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大致可以確認，西夏與同時期的其它王朝一樣，也是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也曾產生了較多的詩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備，智勇雙全，《宋史…夏國傳》記載他少時即“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野戰歌》、《太乙金鑑訣》本身是兵書，既然稱為“歌”“訣”，其形式上必定是詩歌。西夏崇宗李乾順不僅能作詩，還與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國傳》載：1139年，“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宋史…夏國傳》載：“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民謠《十不如》的內容雖難以知曉，但當是詩歌應無異議。近年在西夏陵園李仁孝陵的碑亭遺址中，發現刻有《靈芝頌》部分內容的殘碑，其中有“俟時效祉，擇地騰芳”、“德施率土，齎及多方”的詩句，每句四言，並有韻律，據此判斷，《靈芝頌》當是一首四言詩。其語句文雅秀美，內容則歌功頌德，表現出西夏宮廷詩的特點。

李元昊時的重臣張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寫有詠《雪》詩、詠《鷹》詩。袁枚《隨園詩話》卷十四第四十五條說：“凡詩帶桀驁之氣，其人必非良士。張元詠《雪》雲：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鷹》雲：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雲高處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