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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之一。明代東林黨人高世泰題無錫東林書院麗澤堂的楹聯“身教莫如禮，言教莫如詩”就說明了這一點。

明朝中期以後，隨著工商業的進一步繁榮，蘇州、杭州等地成為繁華的商業都市，市民階層進一步壯大，影響力逐步擴大。明代中葉，印刷行業特別發達，為文化和思想的傳播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嘉靖和萬曆兩朝是明代刻書印刷的極盛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出現，市民勢力的成長，迫使明朝統治者對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漸放鬆。商業經濟對傳統道德的衝擊，更進一步促進人的個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張揚和重視。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繼承並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學，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王守仁反對理學束縛人性的教條，對動搖長期以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有一定作用，對當時和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並對文學的復興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左派，發展了王守仁哲學中反道學的積極因素，富有叛逆精神。這與當時文學家反對程朱理學、抨擊宋代文化的主張是一致的。王學左派的後期代表人物、傑出的啟蒙思想家李贄猛烈地攻擊封建禮教，大膽地攻擊儒學，進一步肯定了文學的價值。李贄的“童心說”對“公安派”詩歌有極大影響。

由於工商業的繁榮和市民勢力的壯大，滿足市民階層娛樂需要的通俗文學極為興盛。從整體上看，在明代文學中，傳統詩文的地位進一步衰落。明代詩壇雖然人數眾多，流派紛呈，風格各異，作品豐富，但優秀的詩人並不多，優秀的詩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編選的明代詩歌總集《明詩綜》有100卷，錄存明代詩人3400餘人的作品。劉基、高啟是明初的著名詩人，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四位詩人號稱“明初四傑”。而明代前期詩歌方面最有影響的卻是以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為能事的“臺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著名政治家于謙的詩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掀起了一場文學“復古”運動，給明初以來的道統文學觀和虛偽空洞的“臺閣體”以沉重的打擊，在當時有很大影響。但是，他們盲目尊古，一味擬古，又對文學發展產生了不良後果。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繼續在文學上鼓吹復古主張，對於維護文學的獨立地位、強調文學的藝術特徵起了極大的作用，但他們更強調效法古人，在擬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對於文學的創新和發展又造成了嚴重的束縛。徐渭的詩歌獨樹一幟，開晚明詩歌風氣之先聲，顯示了文學創新的實績。明代後期詩歌中影響最大的是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對明代後期和清代的詩歌創作影響深遠。明末詩人陳子龍、夏完淳等在血與火的戰鬥中寫下了慷慨激昂、光輝燦爛的愛國主義詩篇，成為明代詩歌光彩的尾聲。

從總體上看，詞至明代已經衰微。明代詞人雖然較多，但優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編選的明詞總集《明詞綜》12卷，選錄明代詞人380家。明初詞壇，劉基、楊基、高啟等人由元入明，作詞各具特色，尚存兩宋遺風。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和財富的積聚，享樂之風盛行，加上發達的印刷業為文學作品的傳播提供了便利，《花間集》、《草堂詩餘》等詞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豔尚情、追求婉媚的審美心理而獨盛一時，成為文士填詞的範本。整個詞壇被綺麗婉約、香豔淫靡的風氣所籠罩，詞風日下，日趨凋敝。楊慎、王世貞、湯顯祖等人作詞雖多，成就並不高。明代末期，陳子龍、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現，為明末詞壇抹上一層亮色，為清代詞的復興開風氣之先。

與正統的詩文相比，戲曲和小說的形式更自由活潑，更易於反映豐富複雜的社會生活，其語言的通俗淺近更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印刷業的空前發達又為通俗文學的廣泛流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明代的戲曲和小說在已往的基礎上取得了更輝煌的成就。著名文學家徐渭的《四聲猿》代表了明代雜劇創作的最高成就。偉大的戲劇家湯顯祖深受王學左派的影響，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國戲曲史上最優秀的浪漫主義劇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外，《西遊記》、《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說創作的成就。明代散曲總體上處於盛而不衰的狀態，散曲作家作品眾多，數量都超過元代，但成就遠不如元代。僅任納《散曲概論》統計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與曲調清新自然、語言淺俗活潑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脫離民間本色而文人化的趨向。從地域分佈和風格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