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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至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絛，《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硃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硃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硃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從上述記載來看，元朝統治者重視的僅僅是儒學的治國之術，對於詩賦文學並不重視。元朝歷代皇帝似乎無人能作詩填詞。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與宋代基本類似，在京師設立國子學和國子監，在地方建立各級學校。《元史…選舉志一》載：“元太宗六年癸巳，以馮志常為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正、錄、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這段文字，基本說明了元代儒學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為了加強統治基礎，還專門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國子學。《元史…選舉志一》載：“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路蒙古字學。”“（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以其文字便於關防取會數目，令依舊制，篤意領教。”由此可以看出，鞏固統治的現實需要迫使元代統治者不得不重視教育，並且根據實際需要來確定教育內容和教育物件。

元代統治者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區域路、府、州、縣建立了各級學校，還專門在江南各路、府、州、縣的學校內皆設立“小學”，在部分地區設立書院，分別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學官。還規定五十家為一社，每社設一所學校，稱社學。學官有教授、學正、山長、學錄、教諭等職，負責教育生員。《元史…選舉志一》載：“太宗始定中原，即議建學，設科取士。世祖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雲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興府行宮，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並受禮部付身。各省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並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教授之上，各省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