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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以為：‘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當時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謝枋得《疊山集》卷二）的說法，可見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詩就說明了當時儒士的窘境：“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俗子執鞭亦貴，書生無用分明。”他們雖然擺脫了對統治階級的依附，卻不得不作為社會的普通成員而存在，只能運用自己的學識謀生。大量儒生幾乎成了卑賤而無用的廢人，有一些人成為工匠、商賈、吏胥，而淪落為奴僕、乞丐的也不計其數。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於職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著與上層統治者離異的心理。因此，從整體上看，與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眾尤其是市民階層的聯絡更加密切，他們的獨立意識進一步增強，他們的人生觀念、審美情趣都發生了明顯不同的變化，而他們的文學創作也更多地適應了民眾生活的需求，表現出世俗生活的眾生相及其美學情趣。

從成吉思汗起，元朝統治者就十分重視商業和手工業，與中國傳統“重農抑商”的治國方針迥乎不同。終元之世，商人異常活躍，中外之間的貿易往來異常頻繁。元朝統治者對工匠的重視和保護極大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業的發展促使許多重要城市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元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濟南、太原和南方的揚州、鎮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經濟都十分活躍。《馬可…波羅行紀》中對元代繁華的都市有細緻的描繪。商業的繁榮、城市的興盛，促進了市民階層的進一步形成和壯大，對元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元朝以軍事立國，依靠武力征服了東西方廣大地域。蒙古大軍在鐵蹄所到之處，一方面是摧毀當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都在元代傳入歐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傳入中國。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區，他們的宗教文化和科學技術也隨之傳播各地。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越來越多地接受了漢族文化，也給漢族固有的文化傳統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產生了豐碩的文化成果。雜劇、散曲、小說成為主要的文學形式，形成了以“元曲”（雜劇和散曲）為主要標誌的元代文學。出身西域少數民族中的一些人在學習漢文化的過程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貫雲石、薩都剌、迺賢等人成為當時著名的文學家。

元代儒學統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的擴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漲、文人地位的急劇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樣化，使得元代文學呈現出與前代不同的新風貌。在宋金以來的雜劇、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由於許多傑出作家的參與和創作，元雜劇率先異軍突起，標誌著中國古典戲劇已經成熟。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鄭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劇作家。據不完全統計，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有一百餘人，劇目七百多種。現存的元雜劇的數量，僅臧懋循《元曲選》和隋樹森《元曲選外編》所收錄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種。《竇娥冤》、《西廂記》是最著名的雜劇作品。元雜劇的核心部分是唱詞，每一折用同一宮調的一套曲子組成，並一韻到底；而雜劇的“韻白”則直接採用詩詞或順口溜式的韻文。如《西廂記》中“長亭送別”一折中鶯鶯的唱詞就化用范仲淹《蘇幕遮》中的詞句：“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端正好》）”由此可見，元雜劇的曲詞創作受到古典詩詞的廣泛影響。

伴隨著元雜劇的興盛，散曲這一新的詩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這種新詩體承繼了傳統詩詞的因素，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從形式上看，它和雜劇中的唱詞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語言風格，是“元曲”的一部分。與詩詞相比，為了適應即興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語言以俗為美，別具特點。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時，散曲可根據作者需要隨意增加襯字，從一字到十數字不等。散曲的語言（特別是襯字）主要是口語、俗語，因而散曲的語言更自由輕靈，更適宜於表達即興的、活潑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論》）成為散曲的主要藝術特徵，打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對詩歌的束縛，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內容具有嶄新的面貌。從內容上看，散曲則遠遠超出了傳統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