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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於泳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後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後還附錄了詩歌20餘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遊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在《社學要略》中指出：“鄉間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擴大教育範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他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係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採蘋》（重祀），《白駒》（悅賢）。至於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於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豔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後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不僅如此，古代一些著名詩人也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作用，力圖透過詩歌來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實現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如韓愈、白居易、歐陽修、王安石等。白居易十分強調詩歌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在《與元九書》中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在《讀張籍古樂府》一詩中，他透過讚頌詩人張籍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他完全從政治教化的角度來看待詩歌的作用，使詩歌成為附屬於政治和道德的工具，最終目標是要藉助於詩歌教育來鞏固政治秩序、完善社會風尚。

二、《詩經》自成書之後就一直是傳統詩歌教育的最主要讀本。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啵�紜貳ⅰ段婪紜貳ⅰ鍛醴紜貳ⅰ噸７紜貳ⅰ鍍敕紜貳ⅰ段悍紜貳ⅰ短品紜貳ⅰ肚胤紜貳ⅰ凍路紜貳ⅰ惰矸紜貳ⅰ恫芊紜貳ⅰ奪俜紜罰�彩�濉豆�紜罰��話倭���弧堆擰釩�ā洞笱擰啡��黃��緞⊙擰菲呤�鈉�弧端獺釩�ā噸芩獺啡��黃��渡趟獺肺迤��堵乘獺匪鈉��

《詩經》最初稱《詩》，歷史上有孔子“刪詩”一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衽席，故曰：‘《關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